但不管在哪個國家，詩人是記得整體的。在法國，在歐洲，我們也有一類詩歌，它能讓我們理解並讚賞你們的詩歌：你們（我的中國朋友）和我們之間的差異，就是我們作為歐洲詩人必須同自身語言的這些主張作鬥爭，以便借助詞語來互相幫助，去傾聽那些深度，或者通過自身，或者在圍繞並深入自身的大地和空間之所。西方詩歌，就始於詩人同語言的這種鬥爭。
然而，這種鬥爭幾乎是一種絕望的事業，它當然是困難的，但並非不可能，我來說一說為什麼。我們的詞語是分析性的，是的，這是事實。它們在紙頁上的出場方式更突出了這一特點，似乎它們激起一種僅僅涉及人和事物外在表象的言談。人們甚至會覺得，隻存在於詞語之間的那些差異（通過它們構成的那個係統），這使得我們有的哲學家認定，在保證我們這些特殊生命的真正表達的詞語使用中，什麼都沒有。
但同樣這些詞有一個聲音，我們能夠這樣去聽見，也就是說，不是讓人去區分那些字母的那個聲音，而就是聲音本身，獨立於一切意義的、絕對的那個聲音。聲音，因此就是真實本身，在我們一切分析的源頭即被領會。而我們從自身就能實現的這種諦聽，就是“唯一”的一種經驗，它潛伏在概念性意義對我們的存在材料所做的切層之下：我們將在在場的事物之間重獲在場。總之，這種諦聽就是詩歌的原初瞬間。此後詩人的任務，就是借助節奏在話語中保持這種諦聽，節奏在詩句中人會擴大這個聲音，犧牲掉日常言談的那些期望：我們稱之為散文。是節奏喚醒生命中那些被壓抑的需要。是節奏把我們放回世界，總之，是節奏在言說一個“真正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西方詩人的鬥爭，它是可能的，因為在詞語裏有聲音，但這也正是弱點所在：這種鬥爭把我們的作品奉獻給屬於瞬間的詩歌，常常極為短暫，而在這些瞬間中，對聲音的傾聽戰勝了空談的主張，換一種說法，這些主張迫使詩人的工作指向一個永恒的重新開始。這種本質性的諦聽一旦弱化，確實，對詩人來說，日常的思想就得重新抓住這種可能性，去思考詩歌在語言中的這個本質性困難，並且去思考另一個困難：在一個通過其思考方式屈從於所有其他追逐的社會中成其為詩人。
但是，當詩歌成功地甩掉散文話語，它就能進入同樣的深度，並且因此與你們的深度相遇，或者說得更深入一些，它就能比較開闊地向你們的思想所教導的（東西）敞開。
詩歌有它自身的偉大，而這一偉大就是鬥爭的結果，為了繼續存在，必須進行這種鬥爭。讓我們一起來關注，實際上在當今社會，技術和商業活動（對簡單物品的操縱）在大地上每個地方都威脅要來決定存在；始終受到威脅的詩歌，甚至從這一事實來講，就指向對我們大家都置身其中的危險必須保持警惕的那種意識的先鋒。我們的西方詩歌（多麼激奮人心的任務），因此就是我們的生存手段之一。當然，條件是，去領會其自身的動力，也就是說，知道在精神上保存你們中國文明從古至今一直如此自然地給予的這種教誨。條件是，去傾聽你們。
朋友們，這種對你們的存在的傾聽，有助於理解這個國際獎項的設立，它使其他國家的詩人們有機會同你們交談，同你們相遇。
請相信我，我首先是把你們給予我的這一榮譽，視作加深我對卓越的中國的關聯的一個絕好機會。這個機會，你們認為我得之無愧，也使我深為之驕傲，今天我當然還要借此機會，向你們，北京的朋友們，再次表達感謝，從我的內心深處。
注：該文是法國大詩人伊夫·博納富瓦2007年獲得首屆中坤國際詩歌獎時而撰寫的受獎辭。詩人因身體原因最終未能親臨北京出席頒獎典禮，但該文不僅表達了對中國詩人的友好情誼，更是一篇出色的詩學論文。他對漢語的仰慕之情和認知之深，令人讀來為之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