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飛機強度研究所技術所長馮鍾越
我麵前擺著一張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名片依舊，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但是現在怎麼能輪得到小弟！他剛五十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嗬！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裏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臥床不起，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說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嗬！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一年多，從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叫一聲“小姊——”。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裏便有我的弟弟，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後。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老師，照顧著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著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裏，孩子們都怕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一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捧著一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大部時間都在一個學校。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問，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蕩不安的年月裏，很難想象一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隻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後，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我於八月二十日到西安，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後，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隻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裏有許多人等著，他們一定要等著，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誌們也會給他。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一個半成人拳頭大，一麵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嗬，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裏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在這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象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裏，戰鬥在這裏，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裏了。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複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綆，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裏都像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嗬等嗬，盼嗬盼嗬，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隻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誌起，還有空軍領導同誌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麵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麵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陝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麵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一九五二年從清華大學航空係畢業。他填誌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隻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裏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隻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