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霞 飛
序
當１９２１年，在元帥正式訪問極東以後，他的一位最懇摯的老友曾竭力勸他將其回憶錄加以整理，幾度的躊躇之後，他才決定從事於這件工作，原因是他不願意惹起人家的注意，也不願意跟誰打筆墨官司或答辯人家的批評及攻擊，這是從他一直到死的態度上足以證明的。然而他是應該將他在戰前及戰爭中所完成的高級職務，留在他的身後作為他行動的逸語和思想的證據的，並且對於他一生熱心地服務了６０年的國家，在各種大事變中他都占著非常重要地位，他也應得讓人們獲得廣大的教益的。
這回憶錄開始於１９２２年，完成於１９２８年，計用打字機打成的共 １２１８ 頁，而在每頁的右邊上麵都署著元帥親自所簽的名字：
這回憶錄包含著四個篇幅即：
第一篇係在大戰前，從霞飛將軍就任於最高軍事委員會，到１９１４年８月２日止。
其他三篇則係從大戰開始，一直到他放棄法國軍隊的指揮，而榮膺元帥的要職時（１９１６年１２月）為止。
此外還包含用簡短的語句寫成的，在１９１７年陰鬱的春天，他旅行美國時的逸語。
N。D。E。
第一篇 大 戰 前
第一章
就職於最高軍事委員會（１９１０年２月）——被任為總參謀長（１９１１年７月）——第十六計劃——第十六計劃修正案——米蘭朗先生與最高統帥部改革案；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及５月１４日之法令
１９０９年９月，當我正在阿米昂（Amien）任第二軍團長時，那是我從上一年以來就擔任了的，脫力模（Tremeau）將軍告訴我，當他在西宋納（Sissonne）指揮騎兵演習時，要我擔任兵站總監，以替代將調往參謀本部預備科的勒複爾（Lefort）將軍，我便向脫力模將軍表明我的誌願，請他不要把我放在這種十分專門的職務上，而讓我也能熟悉各種作戰的問題。脫力模將軍回答我說這種職務不過是暫時的，他很懂得我的誌願，他打算同時委我檢閱軍隊。
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３日，陸軍部長勃侖（Brun）將軍任我為最高軍事委員會及兵站總監。同時，我並被任命為第七、第十三及第四軍團的檢閱官。
同年５月２日，我第一次出席於軍委會會議。華伊愛力斯（Fellieres）先生任主席，脫力模將軍依舊當副主席，討論東北國境防禦構築問題。這是我很熟悉的一個問題。當我任工兵監時，我早就對於這問題有我的見解，我認為在現狀之下我們還沒有一種嚴密的防禦工事。或者說，在我們東北的國境上，我們那些設備不完全的要塞，是絕對抵抗不了現代兵器的，但人們卻硬把它們當做要塞看待，而委任軍官在不堪接受的情境下擔任防禦的職責。
同樣，當討論到孟巴爾（Montlard）、孟默第（Montmedy）、羅孟（Lomont）、龍威（Longwy）各要塞時，我表示我的意見以為所有這些要塞，可把它們視為同一性質，依它們原來的樣子，應該委任一位總司令官負其專責，要是不能把它們築成現代式堡壘，也得將它們利用為野戰的支撐點。可是我的意見未獲軍委會各委員的讚同，他們認為這些要塞是具有抵抗能力的，所差的隻是器材零件的限製而已。
然而另外一個我從很久以來就關心著的意見，在這主題上卻得到了貢獻的機會，我指出為增強這些要塞，必須配備非常機動的重炮。關於這一點，我們和德國比較，顯然是瞠乎其後的。我所要求的這種兵器，據我的意見，當有兩種用處：能增強要塞受攻擊時的防禦力，其次則為協助攻城時輕炮兵工廠之設施。
這問題似乎感動了主席：他轉向陸軍部長並詢問他的意見。部長也承認我們的攻城兵器係野戰兵器。並且說因為缺乏經費的緣故，不能同時獲得這兩種器材。這種延宕的答複，正反映出勃侖將軍的精神，這答複不能使華伊愛力斯將軍滿意，後者要求人家對於這弱點加以注意並設法補救的。他說：“對於這種問題應得有一個實際的解決才好，應趕快加以各種的研究，並著眼於構造一種容易運輸的要塞器材。”
於是部長命令我負責從事於要塞戰中我們所需要的重炮的基本研究。
我覺得要使這工作有用，則必須把這種研究置於對德作戰一般的假定中，這樣才有著眼的所在：而且特別應該預先打算，假定德國人等已對我集中。
我便把我策劃的一般觀念建築在攻擊及防禦的聯係上，防禦地帶起於築在朗西的（Nancy）橋頭堡，經土耳（Toul），喔·特·默斯（Hauts‐de‐Meuse）以至凡爾登（Verdun），並用野戰築城一直延長到比尚西（Buzancy）及勒得耳（Rethcl）附近，在這節約配置者的陣地的右方，第一集團對沙勒堡，沙勒格米納（Sarrebourg‐Sareguemines）方向上行逆襲，向史塔拉斯堡（Strasbourg）用助功作掩護。防線正麵的左方，有著第二集團作為預備隊，當右麵反攻局部地失敗以前，可從右方用鐵道輸送抽調的兵力以行增援，兵力如斯地增加，便可從比利時的阿爾但納（Ardenne）采取攻勢。
寶（Pau）和萊昂，杜爾（Lean Durand）兩位將軍都很願意參加我的這些研究，此外，還有若幹年青的軍官，其中如巴音（Pay‐ot）特·拉·卜阿斯（De la Boisse）、普特拉根（Pouy dazuin）以及加爾思（Carence）諸位少校。結果分為兩組研究：其一組由我的一科去探討，目的在研究策劃中戰略的諸條件及戰術之實施，其他一組則由第四科若幹軍官相助，研究我所考慮著的在作戰場合中各種運輸的新問題。我應該說明當時任這一科科長的法凡洛（Fauereau）上校，對於他所謂的“各種改良的事件”，是很少表示同情的，並且，他這宣稱對於這種臨時輸送實行的可能性很為懷疑，實在的，他對於戰時鐵道之應用，依然懷著呆板的和鄙陋的舊觀念。
第一種研究，係問題中的戰術部分。我很能把握住這些問題的要點，特別對於現代戰爭，而大炮問題，也是我所研究的主要的目的。
例如，在喔·特·默斯的防禦上，有一問題為七五炮的低伸彈道所不能解決的：即是沿著這些險阻的山坡有著很多打擊不到的死角。
這種一般的研究，於１９１０年９、１０月間進入詳細的階段，我們認為圍攻德國要塞與保衛第一防線有同等的重要，因此，我所得到的結論是我們配置能在大角度下發射的可代替野炮任務的１０５或１２０必須輕榴炮，不過這也隻是對於隱蔽目標而設的。
關於這問題的詳細報告我呈給了部長，由部長提交米顯爾（M ichel）將軍，後者正承繼脫力模將軍為最高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同時擔任要塞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米顯爾將軍卻回答說沒有設置輕榴炮的必要，他以為那個１５５裏點洛（Rimail‐ho）式炮足為攻城及野戰之用，因此，他要求每一軍團隻需一個炮兵營。我對於他那種裏默洛式炮的意見不敢讚同，因為那是不能賦予事業上所期望的效果的。
這問題就此被埋沒了，並且還須說到炮兵監部，它也是借口於不破壞口徑，而趨向於構造一種能在大角度下發射的七五炮彈研究的途徑。
我所從事的這種研究，倘在實際上未得結果，但在我兵站總監作戰的預備上卻極有用處。它特別引起我注意到作戰期中運輸的重要性，我曾經有這樣的信念：在現代全體戰爭中，對於總司令真正戰略上的工具當首推鐵道。
為確定這基本的問題起見，我曾利用了各種機會。特別在當檢閱官時，我曾指揮幹部的演習兩次，一次在１９１１年２月，另一次在同年６月。這些演習在回憶上給我不少興味，因為它們，在我看來，已包含著馬倫河（Marne）戰鬥指導的特殊因子，這就是說，對敵人的外翼，可從戰線的另一極端，用鐵道輸送抽調的兵力，而形成一攻擊集團，並利用臨時要塞作為他們的進出路。
在第一次演習，那演習的想定係根據布爾巴基（Bourbakig）將軍的軍隊於１８７０—１９７１年冬季情況的報告：
一支軍隊由鐵道輸送集中於第戎（Dijon）與般雙鬆（Basa‐son）之間，在類似曼德弗爾（Manteuffel）將軍所采取的那種敵攻勢之前，對凡蘇爾（Vesoul）方麵做掩護，以對抗該地的敵兵力，並將半勒坡（M irebeau）地區作為正麵，其靠近第戎的左麵則視為臨時要塞。同時，第十三軍團在第戎地區集合，以便進入向薩奧納（Saone）推進攻勢的敵人的側麵。
第二次的演習，係後方旅行演習。這次，我想以戰備的目的而研究整個軍隊用鐵道的輸送。我認為在優勢的敵人麵前，有兩個軍非退卻不可，一部分向西南方麵，另一部分從朗格蘭（Langres）要塞方麵撤退。從後方編成的第三軍師總司令官配置。他可將其由鐵道輸送薩奧納流域，以集中在敵人的左側麵。
從以上各種研究中，我得到了很有益的教訓：我特別斷定我們作戰中的運輸規定太缺乏力量了，非重新把它們修改過不可，我提出了原則，不管我們稱為老朽的第四科怎樣抗議，但這些運輸已不可視為例外，而將成為未來戰爭中的規定了。此外，我對於第十六計劃，在各種的假定中，作了多方麵不同的研究，這些工作對於參謀部及技術機關是很有幫助的，好使他們能善於準備他們的戰爭任務，順便我還得聲明１９１１年９月所實施的那改訂了的第十六計劃是我當兵站總監時所研究的。
可是外麵的情形卻突然嚴重起來了。１９１１年４、５、６月間，我國軍隊在默克納斯（M eknes）及弗思（Fez）行軍時，德國人方麵要求他們撤退。在摩洛哥（M arr）我們所派遣的警禁行動，已需要從阿爾及利·突裏斯（Aegerie Tunisie），或從殖民地部隊，或甚至從法蘭西衛戍部隊中，先行調遣重要的兵力。結果是我們動員的組織上便產生了非常的困難，於是就好像跟著陸軍部長不離似的：事實上，自從２月１１日勃侖將軍突然逝世以後，在一個月之內，聖 。杜米尼克（Sainf‐dominigue）街上竟換了三次的部長。那最後的一位，梅西美（M essimy）先生上台的時候，正是在一個悲劇的當兒。就在他就任的第二天，即７月１日，巡洋艦邦特爾號（Pantber）便駛進入阿加蒂爾港（Ayabir），德大使特·西恩（De schon）君和我們新任的外長特·塞爾凡斯（die Selves）君談話的調子，使後者不得不去向委員會加伊育（Caillaux）先生請示，對於派遣軍隊到阿加帝爾的問題，曾作了一次劇烈的爭論。同時，在倫頓·勞合·喬治（LloydGoorge）的主戰演辭，使交易所的市價猛然跌落，而造成了恐怖的狀態。很久以來，戰爭的氣氛從沒有表現過那麼迫近的。陸軍部已采取戰鬥的準備，並已準備好了一切動員的方案，為著完成這個敘述起見，最後我們應該說一說法國當時內部的情形，那是遠非人們所想象的。
橫在新部長麵前的是一種非常艱苦困難的事業。他是舊時參謀部的軍官，所以包圍在他周圍的是一些他舊時的同事，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很有價值的軍官，他對於他們也十分信任，關於軍隊的需要，他們都有很好的貢獻，部長所成就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靠著他們的力量。其中，我們應該特別舉出幾位來，如杜伐爾（Duval）上尉，勃利梭 －但邁萊（Brissad‐Dosnraillet）、默泊敕（Mesple）、居也曼（Guillemin）諸少校，以及蒲納（Boone）監督等等，在梅西萬先生身邊都給予良好的印象。
在部長剛就戰時，最高統帥部中即發生了嚴重的變動。
這時期總司令是米顯爾將軍，在勃侖將軍逝世不數日以前，他曾經給後者一種很動人的文書，以德國為對象而研究法國的軍事狀況。他宣稱現役軍與預備軍的編製幾乎有同等的價值。米顯爾將軍推察到預備團有一種新的用處，他提議在現役步兵團長（上校）指揮下，編成半個建製旅（即每個團中並列有同等數的預備團）。如此，則動員的戰鬥師和軍團將比平時多增一倍步兵的定員了；計劃中擬定對於每個軍團配屬一個具有一五五黑默洛式炮兩門的炮兵營。
為明了這樣的一種提案在當時所激起的騷動起見，則必須追述到這時政治的精神狀態了，因為，這個預備軍的問題顯得如此奇異，實已成為一個政治的問題。
一方麵，在派的政黨主張現役軍為唯一能安定祖國國防的真正力量，他們反對武裝國民的那種原則，他們認為那是民兵的一種蠱惑，他們隻許可把預備役像湊數似的應用著，而必須使平時的軍隊達到戰時的定員。他們確信不久之後戰爭就會爆發，他們隻信賴他們所認為是建築國家之台柱的現役軍。從此以後，凡為增強現役軍而作的任何犧牲在他們看來都不足惜了，至於預備軍的編製，因其編入幹部並不重視，因我們倚重後備兵，而且因這些人年齡都是相當的大，所以右派政黨否認他們有參加所謂作戰的能力和毅力，他們隻承認預備軍須預先受過這訓練以後，而用於次要的作業上。
反之，左派則希望國家武裝起來，不讚成長期的兵役，而僅須受幾個月的訓練，等戰爭爆發時，即可召集市民使之成為戰士，而且我們也還記得當喬萊斯（Gaures）發表他的名著《新軍隊》（Aumee Nouvelle）時所惹起的那些爭論。
證之以我們所忍受過來的長期戰爭的曆史，那是很明顯的。他們彼此都不免過於誇張，而真理也就往往存在於這兩極端之間。但是要明了預備軍的編製，特別在編入幹部的一點上，他們所犯的錯誤，那是用不到多大的證據的，經過一個時期的受訓以後，預備軍確實可以居前線部隊之側作戰的。當時輿論有挾著熱情批判這問題的趨勢，但公正地說來，最高軍委會是知道怎樣去解決這些臨時糾紛，並能給予公正的判斷。我們相信如今倘使有著同樣的提案請最高軍委會裁決時，也會得到和當時相同的批判。
當７月前半個月，在米顯爾將軍和陸長會談之中，他曾經主張將他所提議的編製問題交由軍委會解決。梅西美先生對於這問題並不熱心，隻允許將其列入下一次軍委會會議的議事日程內討論。我說不熱心，乃是因為幾個月前，趁參謀本部第三科科長格朗邁戎（Grandmaison）中校在陸軍大學校高等科作兩次講演的機會中，米顯爾將軍曾經不熟練地將其戰略上的思想和典據試作表明過，那時就惹起了很激烈的辯論。
最高軍委會，在梅西美先生的主持下，於７月１９日召集開會了。在議事日程中記有下麵的三個問題：廢棄拉翁（L ao n）及拉·反萊（La fere）各要塞的碉堡和軍隊。——創設野戰榴彈炮及遊動重炮兵。——最後則係米顯爾將軍關於動員部隊的編組及預備隊之應用的各種提案。
部長在開會時就聲明：因為時間關係，各種辯論僅限於為國防機關增加效能的方麵。
關於第一個問題，軍委會表示廢棄拉翁及拉·反萊各要塞所提出具體的辦法而通過。
當第二個問題開始討論時，我就站起來說話了。我聲明根據許多次演習所得的經驗，我可以證明，為了打擊一個７５炮所不能射擊的地帶，往往須借助於１５５炮而應用４０公斤炮彈，但實際上１５公斤的炮彈已經足夠了的。因此，在我看來，必須采用一種輕榴彈炮，這既可打擊７５炮所不能到達的死角，同時又可在某種場合之下，隨伴步兵的攻擊。米顯爾將軍立刻起來反對我的意見，他表明口徑之加多項不方便。於是付諸表決，這是第一次，軍委會認為他的見解是錯誤的，並且宣布采用一種輕榴彈炮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於是接著便討論米顯爾將軍的提案。部長聲明這是將軍特別要求請軍委會解決的問題。
這問題激起了一大片反對的聲浪。軍委會的各委員都依次提出他們的駁論：而對著我們所熟悉的編組完善的德國部隊，我們這樣將會缺乏等質性和凝聚力了；我們的編製將被完全顛覆了；挾有１６個兵團的軍團是很笨重的；我們的集中將會延遲五天，這使我們的下車要後退到馬倫河上，步兵定員和炮兵的比例委實是太弱了；有半旅製，則必須創設一級新的指揮官，那末將增加幕僚的數目了，等等。
米顯爾將軍在辯論時現出幾分不怡的神色。當表決“是否有采取半旅製之原則的必要”時，全體一致答複了一個“否”字。
報紙上立刻就有一派人對於軍委會副主席憐人的姿態加以譏刺；並無前例地，各報紙都公布了會議的報告書。我想部長對於這一派人總不是生疏的。輿論對於這問題非常憤激，米顯爾將軍的地位立刻就動搖了。
７月２１日，法德危機又特別顯得嚴重起來。政府於是毫不躊躇地決定，撤銷了米顯爾將軍的臨時指揮令。這必能趕快選出一個繼任的人來。他方麵，梅西美先生打算利用這危機而達到他所關心的高級統帥部的改革：他想，事實上，最高軍委會及其副主席之間，是存在著一種可遺憾的二重性的，因為作戰指導歸參謀總長負責，軍委會副主席在這備戰的重要機關內，實際上，是無作用的。
梅西美先生最初想請寶將軍來繼任米顯爾將軍之職而當臨時總司令官。對於這些高級職務，確乎沒有人比寶將軍能顯得更其適當。可是當後者和部長談到這主題時，他卻提出了一個絕對的條件，這是部長所不願意接受的，那條件是：將官們的敘任，要經過他的同意。
於是，梅西美先生便召我去，他問我：“如果戰爭爆發，你願意接受這最高的指揮權嗎？”我聲明我的殖民地的職務很久以來就使我和歐戰有關的各問題隔開了，我參加到作戰指導的問題中來原也不久，而且，據我看來，在軍委會中對於擔任這項職務的人比我有素養的著實不少。於是我舉出了寶將軍來。——部長答道：“不過，倘使政府不能任命寶將軍的時候，你接受不？”——“倘使政府認為我的理由沒有多大關係，我也就遵照它的決定。”
在這次會談以後，我到部裏去便遇見了寶將軍；我把剛才所經過的談話告訴了他，他很懇切地希望我接受這艱重的責任。
在部長和寶將軍又作了一次新的談話以後，部長便通知我政府已決定在動員時際授予我各軍的指揮，同時他還告訴我他所計劃的最高統帥部的改革：最高軍委會副主席的名義被取消了，而由總參謀長代之，這將給我對參謀本部以更顯明的權限，此外，軍委會副主席的名義雖則被取消了，但對於軍委會的職務卻依然如故，當部長不在時，會議由我主持而進行。參謀本部的主腦係杜貝爾（Dubail）將軍，他所取得的名義為參謀總長，他每天繼續請部長在公文上簽字；但關於各種問題，均須由我決定，他所保持著的主權僅限於人員的選任方麵，參謀總長由參謀次長輔佐之。在動員時際，參謀總長在部長之側執行部長所認為該授予他的各種職權。
至於總參謀長，他則接受主要方麵軍之指揮權，在他之側有如總軍參謀長的第一參謀次長；因為這後者要到我的身邊來完成他的臨時的職務，所以我就被請為其選擇者了。
這種辦法，在我看來，是可以清除從很久以來就存在於名為總司令官的最高軍委會副主席與擔任動員集中及作戰計劃之預備的參謀本部之間思想上所常有的二重性的。
於是我同意了，我立刻就想到選擇哪一位來當我戰時總軍參謀長的第一參謀次長？
在我的思考中，有三個名字引起我的注意，即福熙（Foch）、朗蘭若克（Lanrezac）及加旦爾諾（Casielnun），由於他們的卓越的智能和曾經顯示過的軍事常識的證據，在我看來，所有這三位都很適宜於這種微妙的職務的。
我所有的選擇很明顯的是偏重於福熙，我覺得他具有較好的頭腦，並長於戰術及戰略的研究。我雖認識他這些優秀的品質，但是有著一種特殊的原因阻止我對於他的選定：即梅西美先生對他抱著反對的偏見，這我是不懂得為什麼緣故的。但不多時候以後也就獲得了這種證明：據說部長對於他三等勳章的授予滿懷著躊躇，那末，要任命福熙為中將，我得為他有力地運動才行。
於是隻剩朗蘭若克和加旦爾諾了，經過長久的躊躇以後，我才決定選取這後麵一位，理由是他曾經當過脫力模將軍的總軍參謀長，已做過第十六計劃的工作，對於參謀部的各種機構早已知之有素了的。
我於是把他請示於部長。他的任命和我的是同時公布在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８日的官報上。我常想政府對於這種措置總該十分滿意了吧，因為它能破除以我為對象的所謂在選擇上帶有政治色彩的風說的。
同時公布了兩道命令，一道關於國防委員會的改組，另一道確定我所擔任的總參謀長的職權，參謀總長及第一次長的職權，關於最高軍事委員會，確定其對各軍指揮官的委任狀之有效時期為不過一年。此外（這是一個最好的改革，不久之後便收得了各種效果），每個被任命的軍指揮官從平時起，即有一個機要室，其中包含參謀長作戰部部長，以適合其戰時參謀部之用。
軍隊體製則分為三組：第一組歸加旦爾諾管轄，包含直接預備作戰的各部（軍事行動及軍隊一般訓練部，外國軍隊研究部，鐵道及兵站部）。第二組係由從事於現役軍及動員軍之編組的各部及各組所構成。第三組職掌通常勤務、人事、器材及平時部隊之各種運動。
（未完）
原刊於《陸大季刊》第７期，第９－１５頁，１９４１年
第一章（續）
就職於最高軍事委員會（１９１０年２月）——被任為總參謀長（１９１１年７月）——第十六計劃——第十六計劃修正案——米蘭朗先生與最高統帥部改革案：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及５月１４日之法令。
參謀技術委員會也起了重大的變革，此後由各軍參謀長和陸大校長組織之，而歸我主持。它研究委員們每年檢閱時所提出的各種問題，而給他們求得一種解決，並對於他們采取的方法之實施上加以保證。
最後，為造就將來軍參謀長的陸大高等科也同陸大一樣在我直接的指揮之下，參謀技術委員會應輔佐我這項。
這個很久以來就使輿論關心並在議院裏曾經引起過劇烈的筆戰的最高統帥問題，遂如此解決了。
這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進步：保證了將軍事上的努力的有效集中權集中在我的手裏；由於陸大、陸大高等科、參謀技術委員會、參謀本部及總參謀長之間創設了聯係，那希冀得很久了的學說的統一遂告實現。
在實現這個偉業上麵，梅西美先生給國家盡了很大的功勞：他使軍隊的組織及變革工作能緊張起來，這便是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３年及１９１４年中的特色。在預備大戰的前夕，命我第一個來主持這些大軍事機關的工作，對於我也是一種莫大的光榮。
可是關於參謀本部的改組我卻不想說話。梅西美先生不願陸軍部的各兵監部應隸屬於總參謀長之下；７月２８日的命令使它直接屬於部長。這在我想來是很可惜的，我常感歎它們對於我的無關係，特別是炮兵監部。關於這主題我將來會再論及。
接受任命以後，我便請求大總統賜予一次謁見，他在答複中邀我到朗蒲伊也（Ram bo u llet）沙龍中午餐。
我對於華伊愛萊斯（Fallieres）先生一向都懷著極大的敬意和極高的尊重；我常覺得他對於法國的利益非常關切。他的良知、他的慧敏、他的正直，都不至於使他失卻剛毅和權威。
因此在這七月底我去拜謁國家元首的時候我感到非常的欣喜。他用這樣的話來接待我：“我很高興看到工兵的將官來擔任軍事首領，依我的意見，戰爭在實際上已成為工程師的一種事業咧。”
我時常想起一些話來；它也是非常真實的：現在單靠軍事天才，而沒有一種能配合科學方法及應用於軍事上的進步的工業的組織的頭腦相輔佐原是不夠的。這些話，在證明由各機關，參加的非常錯雜的明日全體的戰爭中，是有著更多的重要性。
由邦特爾號侵入阿加蒂爾領海所引起的糾紛當時還沒有解決。我記得八月初我當著華伊愛萊斯先生麵前和加伊育先生談及這問題時的一些話。這位內閣總理一針見血地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將軍，有人說拿破侖對於戰事須有７０%勝算的把握才肯幹。倘使時局迫得我們打仗時，我們有沒有７０%的勝利的把握呢？”我對於這問題的回答感到相當的不易，終於我答道：“不。我不認為我們有這樣的把握。”“好”加伊育先生答道，“那末，我們締結條約吧。”這答複無疑地給政府決定了繼續談判的路徑。總之，不多幾日以後，來自柏林的甘邦（Cambon）君重回他的任所去時，給特·吉德靈·衛思德爾（de Kilerler‐waekter）君帶去了一紙文書，而於９月４日遞交給他，這便是１１月４日關於摩洛哥事件協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