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之一
１９５６年９月，承文化部沈雁冰部長致函浙江省文化局黃源局長把我從錦州遼西省圖書館（後改名錦州市圖書館）調來杭州浙江圖書館任副研究館員。路過上海時，又承豐子愷先生為我給張宗祥老館長寫了介紹信。
到館後，領導上派我做外文圖書分編和采購工作。采編部主任金天遊交給我一本很大很厚的英文版《杜威十進分類表》，我主要是分編西文圖書，這表就成為我天天翻閱的工具書了。外文書庫裏排列著西文、日文、俄文圖書三條龍。那時日文書是用本館自己編製的《中文分類表》（二十大類），俄文書是用《托羅帕夫斯基分類表》，直至１９５９年才統一采用《中小型分類表》。我後來還擔任用專架排列有四十多種文字的毛主席著作的分編工作，也參加了審查分編三千六百多冊日文舊書。在這批日文舊書中，見到山本美等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河上肇等著《經濟學全集》６４冊、神田豐穗譯《托爾斯泰全集》５９冊等，共計有二十多種全集，也就可以知道本館外文圖書收藏之豐富了！此外，我也站過櫃台當出納員，因而認識了不少讀者，並幫助讀者譯了一些外文科技資料。
記得１９２８年冬，我從日本東京出發走西伯利亞鐵道去法國經過蘇聯時，要講俄國話，曾經讀過一點俄文，但後來不用它，也就忘了。為了業務上需要，我就每星期有三個晚上去西浣紗路中蘇友誼館辦的俄語夜校讀俄文。該校老師們後來也要我教他們法文，我就利用業餘時間給他們講了法文發音和文法。
那時政治運動頻繁，來館第二年，我就參加了整風和反右派鬥爭。有個時期，差不多天天開會，接著館內就有同事下放，以致我們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分編方麵，日文、俄文，我都插過手。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時期，為趕任務，我們時常工作到半夜。我還保留著一張夜晚工作時拍的小照。
當時，我們辦公地點是在外西湖。我的一家人（六個孩子和一個老伴）也住在館內。我的老伴畢德孟在外西湖居民區被選為治保主任，她跟西湖上的船娘們搞得很熟。她們對她也很有感情。１９５９年仁和路家屬宿舍建成，我家遷居時，船娘們還打報告給館領導要求挽留畢德孟在外西湖住。但因為我要調到大學路工作，她也隻好向她們告別了。
張宗祥老館長是位博學多能的長者。他深通岐黃之術，聽說他在上海時行過醫。他知道我的伯祖父陳吾如和我的祖父陳渭卿都是名醫，便多次催我回家鄉烏鎮去把祖上遺留下來的脈案方子取來獻給國家。我離家已三十多年，不知家中情況，就先給在上海新華書店當會計的侄子陳達然去信打聽，回信說：“祖上的遺著早已失散。”張老館長得悉此消息，非常惋惜。後來，他又叫我給我的表哥茅盾去信，要他的手稿來藏在館內。不久茅盾就寄來了筆跡很秀麗的《雜談蘇聯》的手稿。
張老館長對我真好：他還贈給我一幀照相，在豐子愷先生給我畫的“棗如瓜兮瓜如車”扇麵的另一麵，老館長也給我題了他自己創作的一首七言詩。為了紀念我們這位可尊敬的張宗祥老館長，我謹將他這首具有當時現實意義的詩恭錄在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