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啟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澤東同誌是同學。他訂了許多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很多蜥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製度成為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舊禮教去搏鬥。
當我再回到家裏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繁瑣的禮節，公開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著也得著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麼驕傲。陳肩明不隻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麼鼓勵我從事文學。
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為是用文言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陳啟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最後一溧》、《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於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著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啟明等編輯的姍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麼寫作，不過卻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枚筆來寫出我的不平，和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
一直到現在，使我有這枚筆為中國人民服務，陳肩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陳啟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著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為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裏也學不到什麼，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她向我宣傳陳獨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著我母親的讚助，抱著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著光明大道，我打過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卻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卷回來。我盡力回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1946年5月為《時代青年》寫
“作者簡介”
丁玲，當代女作家，湖南臨澧人。作品：《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