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做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開始受到了重視。雖然從哲學與比較哲學的角度反思比較文學這門新興的文學研究學科的，即使在世界範圍內還比較少見，但是，對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思想的比較研究卻成為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由於中國當代的比較文學研究起步較晚，對近代以來中國的比較文學遺產的整理與繼承，對外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的輸入與借鑒，就成為當務之急。
事實上，在近代著名的翻譯家嚴複那裏，就已經開始對中西哲學進行了自覺的比較研究。嚴複在翻譯《天演論》《穆勒名學》《原富》
《法意》等西方名著的時候，做了很多的按語，在傳播西方哲學的同時，將中國哲學的各家各派與西方哲學進行了比較。如果說嚴複偏重英國經驗派哲學，那麼王國維則將目光轉向了康德（I.Kant）與叔本華（A.Schopenhauer）。王國維不僅對中西哲學與文學的差異有所論述——中國的實際的通俗的，西洋的思辨的科學的，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而且還運用叔本華等西哲的理論，來解讀《紅樓夢》。魯迅有“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的文學與哲學比較觀，而且他在1907年幾乎同時撰寫了偏於哲學的《文化偏至論》與偏於文學的《摩羅詩力說》；換句話說，魯迅從一開始，就是將文學與哲學一並考察的。梁啟超、許地山、陳寅恪等學者在研究印度文學對中國的影響時，都是將文學的影響與宗教、哲學的影響一並加以考察的。譬如陳寅恪在探討《西遊記》的印度來源時，首先就認為《西遊記》的想像力非中國本土所有。吳宓倡導中西融會，文、史、哲貫通，如他在《希臘文學史》中解釋希臘教訓詩時，就認為“《易經》為吾國之智慧文學，故易係辭，說卦，序卦，皆可為訓詩，特無韻律耳這就將文學與哲學貫通了起來。朱光潛曾將文學與哲學進行過比較，他說：“詩雖不是討論哲學和宣傳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後麵如果沒有哲學和宗教，就不易達到深廣的境界。詩好比一株花，哲學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可以說，哲學與宗教一樣，是最能表現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產品。因此，在跨文化的比較文學中，要想繞過不同文化中的哲學與宗教，對文學的解釋也就隻能停留在淺層次上。所以，範存忠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影響西方的研究，就屢屢論及哲學；而朱謙之所致力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也屢屢論及文學。特別是朱光潛，在論及中西詩歌的差異時，就反思了中西哲學的差異。他說：“我愛中國詩，我覺得在神韻微妙格調高雅方麵往往非西詩所能及，但是說到深廣偉大，我終無法為它護短。”那麼，“中國詩人何以在愛情中隻能見到愛情，在自然中隻能見到自然，而不能有深一層的澈悟呢？這就不能不歸咎於哲學思想的平易與宗教情操的淡薄了。西方詩比中國詩深廣，就因為它有較深廣的哲學和宗教在培養它的根幹。沒有柏拉圖和斯賓諾莎就沒有歌德、華茲華斯和雪萊諸人所表現的理想主義和泛神主義”。
當朱光潛尋找中國的長詩何以不發達的原因時，在諸多原因中又是首推“哲學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淺薄”“史詩和悲劇不同於抒情詩，抒情詩以一時一境的主觀情趣為主，隻須寫出人生的一片段；史詩和悲劇都同時從許多角度著眼，須寫出整個的人生，整個的社會，甚至於全民族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當然，在近現代中國的學者那裏，雖然有對印度哲學、西方哲學影響中國的探討，或者中國哲學對東亞乃至西方文學影響的研究，但一般來說，還停留在哲學與哲學、文學與文學的比較上。像朱光潛這樣在論詩的時候係統的反思哲學對文學的影響，還是不多的。然而，即使是朱光潛對哲學與文學關係的探討，基本上也是點到為止。因此，1943年唐君毅的《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學之關係》一文，就是一篇探討文學與哲學關係的難得的力作。
唐君毅認為，“哲學文學關係之密，古今中外皆同。西人多有哲學為文學之靈魂文學以哲學為內涵之論。”因為一切文學無不蘊含著作者的“宇宙人生觀”，“即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之作家唯美主義寫實主義者亦不能外是；但或不自覺其為一種哲學耳。”唐君毅進一步指出，與西方哲學與文學的關係相比，中國哲學與文學的關係更加密切。“西方哲學文學關係雖密，然彼土文化之各領域就其自身而言，乃各獨立而不相犯，即文學皆以哲學為內質，而文學本身終位於哲學之外。”譬如唯美主義之為藝術而藝術，本身做為一種美學理論雖屬哲學，但其“終不願自標封於一派哲學。此實由於其念及文學之獨立而然。然在中土，則所謂文化之各領域素未截然劃分，此於中國圖書分類之不能按照西方分類法即以得其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