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說《滅亡》中的杜大心與《新生》中的李冷“隻有一半的真實，其餘的一半則是從書本（尤其是一些外國革命家的傳記）裏來的”，但所謂“從書本上來的”決非一般意義上的模仿，可以說這正是巴金所向往的生活，但隨著歲月的變遷，“他想做的事業已無法做成，不做的事業卻一步步誘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慮這種情緒用文學語言宣泄出來”我們不妨這樣解釋：當巴金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與他寫作冷靜的政論文相反，他的感情是處於理智之上的。他用他的人物和故事把他在社會中看到的，理想與現實的種種矛盾及由此產生的心靈的痛苦全部傾訴了出來。當這種創作體驗達到高峰時，巴金已不能給筆下的人物找到比為信仰而犧牲自我更好的出路了，自然也就來不及用理性的目光審視這種犧牲對於整個鬥爭過程來說究竟值得不值得。巴金自己也承認：“不僅是幾個單純的理由所能決定，這不一定經過理性的判斷，大都是由連續的感情衝動而起，”使人有足夠的勇氣為信仰而犧牲一己。巴金說：“隻有這信仰是生了根的，我永遠不能把它去掉或者改變，甚至在我忘了自己忘了過去的時候，這信仰還像太白星那樣閃爍光芒，把夢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連接起來的就隻有信仰。”可以說《愛情三部曲》
就是巴金“夢的世界”。“他常造出一個他十分嚴肅對待的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對這個幻想的世界懷著極大的熱情，——同時又把它同現實嚴格的區分開來。”
五、世界主義與民族意識
也許原始基督教具有猶太人的民族色彩，耶穌也曾被稱為“猶太人的王”，但是自保羅之後，基督教就具有濃重的世界主義色彩。基督教文化之內的問題，也被看成是全世界的問題。而無政府主義也是提倡世界主義的。克魯泡特金在《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卷首引用法國無政府主義者邵可侶的話說：“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覺得象在自己家裏一樣，在我自己的國土上一樣，我不曾讓我的感情征服了自己，隻有在一個大的星球上對所有居民的尊重與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我。”巴金在《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中說：“無政府主義表明了一個原理，就是：全世界生物和人類都具有團結的感情，隻有這種感情才能夠維持人類的生存。”他與托爾斯泰一樣反對盲目愛國主義，反對政府借愛國之名侵略世界同胞。巴金在《愛國主義與中國人到幸福的路》中指出：“愛國主義是人類進化的障礙，本來全世界的民眾是應該互相親愛，聯合一致的。”基於這種理想，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世界語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巴金就翻譯了不少世界語作品，他提倡學習世界語：“人人能懂世界語，再把安那其主義輸入他們的腦筋，那時大同世界就會立刻現於我們的眼前。”
在文學創作上，巴金躬行著羅曼·羅蘭的創作思想：“民族太小了，全人類才是我們的題目。”他最喜愛托爾斯泰給羅曼·羅蘭的信。
托爾斯泰在信中說：“隻有溝通人類的同感，去除人類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作品，隻有為了堅定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人，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家。”基督教對美好來世的描繪和克魯泡特金設計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萬人安樂”的世界理想深深地吸引了巴金。在《愛情三部曲》之《電》的初版序言和《火》的第三部《田惠世》中，巴金借《啟示錄》對美好社會的描述表達了眾生歡樂，消除痛苦的社會理想，《啟示錄》中以象征語言描繪的世界末日與美好天國，被巴金拉到人間。“我願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人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我想揩幹每個人的眼淚，不再使任何人拉掉別人的一根頭發。”巴金寫過許多異國情調的小說，為愛妻和同胞複仇的猶太青年，被戰爭奪去愛子的法國老婦，為愛情所苦惱的貧窮的意大利樂師，拋棄富貴榮華走上革命道路的俄羅斯少女都成為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他自己也承認，受歐美文學影響，在創作初期常按英文文法遣詞造句。
巴金有些創作小說說是翻譯小說也不會令人意外。巴金的作品與中國傳統的寧靜祥和、空廓遼遠的審美理想相悖，而是動態的、緊張的，甚至有恐怖的審醜傾向。《複仇》中的福爾蒙席太因殺掉仇人，“吃掉刀上的血”；《雨》中陳真想像自己死後身體腐爛，爬滿了蛆蟲；《滅亡》
中革命者的頭被砍下來吊在竹籠裏滴著臭水，直到《激流三部曲》，我們才可以在人物刻畫上發現一點《紅樓夢》的影響。
當然，世界主義與民族意識有時候也是相輔相成的。啟示錄中的世界末日和天國，教義中的博愛都是世界主義的，但耶穌也有民族感情，他曾預言過耶路撒冷被毀，自己要為他哀哭。俄羅斯革命者也具有強烈的民族觀念，屠格涅夫《俄羅斯的語言》讚美了引以自豪的母語。用基督教的精神和故事激發民族情緒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有很多，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就是代表。巴金也用彼得重進羅馬的故事激勵國人的抗日決心。《海的夢》中世界主義與民族情緒都有所反映。這部中篇寫了一個猶太女郎渴望建立自由王國的故事。她的國家中奴隸受到二重壓迫：酋長、貴族、高等人物和高國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