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璞
農曆二月十二日，是百花出世的日子，為花朝節。節後十日，即農曆二月二十二日，從1894年起，是先母任載坤先生的誕辰，迄今已99年。
外祖父任芝銘公是光緒年間舉人。早年為同盟會員，奔走革命，晚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他思想開明，主張女子不纏足，要識字。母親在民國初年進當時的女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18年畢業。同年，和我的父親馮友蘭先生在開封結婚。
家裏有一枚舊印章，刻著“叔明歸於馮氏”幾個字。叔明是母親的字。以前看著不覺得怎樣，父母都去世後，深深感到這印章的意義。它標誌著一個家族的繁衍，一代又一代來到世上扮演各種角色，為社會做一點兒努力，留下了各種不同色彩的記憶。
在我們家裏，母親是至高無上的守護神。日常生活全是母親料理。三餐茶飯，四季衣裳，孩子的教養，親友的聯係，需要多少精力！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鬥爭。能夠不斷戰勝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親。如果沒有母親，很難想象我會活下來。在昆明時嚴重貧血，上紀念周站著站著就暈倒，後來索性染上肺結核休學在家。當時的治法是一天吃5個雞蛋，曬半小時太陽。母親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陽光的地方，不論多忙，這半小時必在我身邊，一分鍾不能少。我曾由於各種原因多次發高燒，除延醫服藥外，母親費盡精神護理。用小匙喂水，用涼手巾覆在額上。有一次高燒昏迷中，我覺得像是在一個狹窄的洞中穿行，擠不過去，以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親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裏，我是平安的。後來我經曆名目繁多的手術，人贈雅號“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過程中，也是母親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醫院。醫院的人總以為是我陪母親，其實是母親陪我。我過了40歲，還是覺得睡在母親身邊最心安。
母親的愛護，許多細微曲折處是說不完也無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這些細微曲折才形成一個家。這個家處處都是活的，每一寸牆壁，每一寸窗簾都是活的。小學時曾以《我的家庭》為題作文，我寫出這樣的警句：“一個家，沒有母親是不行的。母親是春天，是太陽。至於有沒有父親，不很重要。”作業在開家長會時展覽，父親去看了。回來向母親描述，對自己的地位似乎並不在意，以後也並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隻顧沉浸在他的哲學世界中。
希臘文明是在奴隸製時興起的，原因是有了奴隸，可以讓自由人充分開展精神活動。我常說父親和母親的分工有點兒像古希臘。在父母那時代，先生專心做學問，太太操勞家務，使雙方無後顧之憂，是常見的。不過父母親特別典型。他們真像一個人分成兩半，一半主做學問，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發無間。應該說，他們完成了上帝的願望。
母親對父親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父親對母親的依賴也是到了極點。我們的堂姑父張岱年先生說：“馮先生做學問的條件沒有人比得上。馮先生一輩子沒有買過菜。”細想起來，在昆明鄉下時，有一陣子母親身體不好，父親帶我們去趕過街子買菜，不過次數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古人形容夫婦和諧用舉案齊眉幾個字，實際上就是孟光給梁鴻端飯吃，若問“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應該是做好飯以後。
舊時有一副對聯：“自古庖廚君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適。母親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沒有什麼東西的情況下，變著法子讓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國鄰居的廚師學烤麵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發酵後力量很大，能“嘭”的一聲，頂開瓶塞，聲震屋瓦。在昆明時，一次父親患斑疹傷寒，這是當時西南聯大一位校醫鄭大夫經常診斷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飯，隻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後改食半流質。母親用裏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擀麵條，擀薄切細，下在湯裏。有人見了說，就是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