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
從一位物理老師說起
1957年夏季快來臨時，教我們物理的熊老師，忽然興趣盎然地給我們上了一堂“詩歌欣賞課”。他是南昌人，普通話說不好，他用南昌話先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了王勃與滕王閣的故事，然後說：“如今，人傑地靈的南昌也出了一個可以與王勃相提並論的詩人，他叫公劉，是我的鄰居，青雲眼鏡鍾表店的窮小兒。這個真名叫劉仁勇的小男孩，小學尚未畢業，他家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毀之後，便和我們一道流浪到了贛州，不久我去了西南聯大讀書，據說這個劉仁勇，被一個有權勢的人撿了去，做了抗日宣傳隊的演員……滄海桑田，如今他竟成了洛陽紙貴的大詩人，口說無憑，我來給大家朗誦幾首他的短詩……”
熊老師當時朗讀的是《致中南海》《運楊柳的駱駝》《夜半，車過黃河》《五月一日的夜晚》《故鄉的燈火》。當他朗誦《故鄉的燈火》時，這位身高一米八的老師，竟在同學們麵前嗚嗚哭泣起來……
這件事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教政治的老師拿了一大疊報紙到我們班裏來“消毒”，他說公劉是蔣經國的幹兒子，是大“反革命”，大“右派”……
晴天霹靂，熊老師知道自己在劫難逃，他找了一個機會，將一冊剪貼本交給我，要我代為保管，我翻開一看，裏麵剪貼的全是公劉的詩歌，那時我是學校幼芽文學社的社長，卻不知道它的嚴重後果。熊老師突然失蹤了，一年之後，他不知從哪裏被五花大綁抓了回來，宣布他從今以後是受管製的，清掃廁所和豬圏的“右派”分子，是勤雜工。不到兩年，熊老師鬱鬱而逝。
1960年，我也因“不適合在社會上生活”而被送進了“勞動教養大營”。臨行時，我把那本《公劉詩歌剪貼本》交給我父親，告訴他這是一位老師的遺物，等有機會時轉交給他的家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從“勞動教養大營”回到家，父親將《公劉詩歌剪貼本》完好無損地交還給我。這冊剪貼本的主人是熊老師，他去世後他的夫人回南昌去了。我沒有能夠找到他的夫人，我想，這冊《公劉詩歌剪貼本》能轉交給公劉本人就好了，可是公劉當年是被宣布為大“反革命”的人，他現在的情況如何？我同樣無法得知。
1991年，我去通天岩石窟寺遊覽，那裏正在恢複蔣經國的舊居，一位老方丈在指揮人們擺設一張行軍床時說：“這張小行軍床，當時是蔣經國先生最喜歡的劉仁勇小朋友睡的……”
劉仁勇不就是公劉嗎？在老方丈那裏了解到更多的曆史事實之後，我寫了一篇《魂係通天岩》的散文，文章最後，我用那位老方丈的口吻說：“劉仁勇小朋友，你現在在哪裏？”該文在《中國市容報》發表後，我收到幾位讀者的來信，他們告訴我，詩人公劉（劉仁勇）現在是安徽文學院的院長……
我和公劉開始通信了，1993年初，他告訴我，他將在5月下旬到南昌開“建築與文學”的研討會，希望我能從贛州到南昌去認識他，“你不是編著過一部《古城贛州》嗎？我想請你這個贛州通陪同我到贛州去撿拾我‘舊日的腳印’。路線該怎麼走（便捷，安全，經濟），想請你指授……”
客居在贛州郊區的老詩人李一痕得知這一信息後，立即找到我說：“公劉到了贛州，就請他住在我這裏，吃，住，交通，我全管。”（詩人李一痕，筆名丁東、石羽、青藜，上世紀四十年代著名詩刊《火之源》的主編。他與公劉雖然沒有見過麵，但他們的名字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常常在報刊上“互相見麵”的詩友，新中國成立後他同樣被打成“右派”，發落在贛南的礦山上改造，“文革”結束，他平反後因為有個“美籍華人”的好爸爸，他在贛州市郊區建了一座“惠園”別墅。）
噩夢，青原山
我是5月31日到達南昌的，在詩人李耕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南昌賓館接到公劉後，立即坐昌贛公路的班車到吉安去。公劉說：“我之所以要在吉安待一兩天，那是因為我的整個少年光陰是在贛州和吉安的青原山度過的，正是這兩個地方，決定了我這一生的宿命……”
車到吉安，已是華燈初上的傍晚，青原山離吉安十幾公裏，既沒有去青原山的班車，也沒有去那兒的出租車。望著大雨傾盆的夜空，公劉說：“我有個一直沒有見過麵的學生在吉安技工學校當校長，他叮囑我，到了吉安就給他打電話，剩下的一切事情都由他來辦。陽春君，你覺得我們能試試看嗎？”
“師生之間聯係一下，應該不算越出了我們這個社會的‘規矩’吧？”
吳校長很快就開著車來了車站，由於大雨滂沱，激動的吳校長背起公劉便往小車跑……
我們在吉州旅社住下之後，公劉對吳校長說：“我是私人返鄉，請你不要與任何人說我來了吉安。”
天蒙蒙亮公劉就起來了，正準備在床前做氣功時，突然有人敲門，進來的人自我介紹說：“我們是文化局和文聯的，我是文化局的劉歐生。”
文化局局長劉歐生是著名作家，公劉立即認出了他。文聯的張主席、劉秘書長是部隊轉業的幹部，他們當然知道曾經是解放軍文化部專業創作員的公劉。一屋子“自己人”，公劉高興得滿臉的胡子都在笑。
“我叮囑吳校長不要把我私人返鄉的事告訴任何人，看，騷擾你們啦！”
“吳校長不說我們還真不知道呢，讓工業部門來接待你，那是我們的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