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們裁了結婚證，她懷孕了，但是我卻發現我與她無法相處……我忍讓著，痛苦著……更晴天霹靂的是：那年6月，我從青海回到北京，迎接我的是‘剝下公劉右派畫皮’的批鬥大會。正是這其間，她生下了我日後相依為命的女兒，作為母親，她卻拒絕給‘右派的女兒’哺乳……
“我背著我女兒到山西去勞改……我沒有怨恨我的所謂的妻子，我隻責備自己當了‘右派’，我寫信給她，哀求她寄幾塊錢給我，好給女兒買件小襖，我得到的回信卻是一張寫著‘公劉，你這個大右派！’的明信片……
“我用茫然的目光盯著所有發生了的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一直在反省，我的思維遲遲沒有轉到對現實的否定上來……一夜之間，人性便被政治砸得片甲不留……不認丈夫，不認女兒……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摘掉我的‘右派’帽子被放在山西《火花》月刊當編輯時開始的，那時我38歲，對方比我小幾歲，她對我不錯，但她不尊敬我母親，把我母親當做雇來的老媽子。在我的心田裏，我的母親就是我的聖母，豈容他人淩辱。相處了兩年，分手了……嗬！人世幾回傷往事……
“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結束了。1979年我與女兒在安徽合肥安了家。1982年我又一次與‘婚姻’兩個字有了瓜葛，那年我56歲，對方在北京某電影製片廠做導演，每天給我打幾次電話，兩天給我寫一封信，誠心要做我的另一半，我動心了，答應了她，約她定個時間去裁結婚證。你猜她怎麼回答我：‘裁什麼結婚證，親愛的，現代社會，隻有傻瓜才結什麼婚，我們是自由的仙鶴……’
“我不同意，她強不過我，結果還是辦了手續。可她的工作單位在北京，我們一直兩地分居，加上她開放無度的言行我無法適應，我的保守她也不能遷就……1984年我們終於分手了。一個好女人，但我們無法相處做夫妻……”
雖然隻有我一個聽眾，但詩人的傾訴欲望讓他激昂的演說好像剛剛才開始。
“這就是我三次失敗的婚姻，請你轉告那位有意跟我回安徽去的女士，我謝謝她，但是我不想再去品嚐婚姻這枚苦果……
“我沒有品嚐過愛情的蜜汁，我受夠了婚姻的折騰……但是我收獲過許許多多比金子還要寶貴的友誼，假如說我這一生有過什麼溫暖的話，那就是友誼。我少年時期落難，有緣遇到了蔣經國先生、徐君虎先生、張明大哥、羅琳大姐、十三中的陳穎珊老師、《新贛南報》的洛汀、浙江的聖野、香港的秦似……他們給予我的親情與我父母給予我的血肉親情毫無區別。‘文革’之後在我落難的歲月裏，又有幸遇到了拯救了我生命的陳根九老人、陳雙科老人，還有文化界的長輩夏衍、陳荒煤、馮牧、刻骨銘心的郭小川、兩肋插刀的邵燕祥、冰夫、塞風、白榕、柳萌、林希、叢維熙、李耕、柯原、劉章、騰長橋、宮璽、立傳璽、陳發仁、馮亦同、李雲鵬……還有像李一痕和你這樣從未相見卻心有靈犀相通的諍友……
“你知道萎靡不振的‘右派’分子公劉當年敲開郭小川的家門時，這位大哥是怎麼接待我的嗎？他緊緊地擁抱著我，我們倆誰也說不出話，半響，他才說：‘我現在能為你做什麼？’
“我說我想回江西，他立即提筆給當時江西省委的宣傳部部長李定坤寫信……
“五十年代末，我帶著女兒在山西勞動改造時，那裏和全國一樣，餓殍遍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包砂糖，原來一位老同學得知我在山西勞改，他在包裹裏夾的紙條上說：‘我沒有其他能力幫助你，給你寄來一點砂糖……’
“……沒有這些刻骨銘心的友誼，我與我女兒早不在人間啦。”
我做筆錄的圓珠筆，油墨用完了，好在八境台三樓有個小賣部，等我買了筆回到柳林時，公劉卻不知去向，好不容易才在八境台的炮城裏找到他，這裏雜草叢生，我們坐在草地上繼續交談。
“抗戰時期，李耕也在贛州待過好幾年，李耕說他來贛州訪舊時，也是你作陪同，我與他都是詩人，也同樣是‘右派’，我們與你是兩代人，你對我們這些人有些什麼感觸、感慨、感想？”
我這次到南昌接公劉，住在李耕老師家裏，那天夜晚，他與我正好議論了公劉，而此刻我手上的筆記本，正是記錄我們當時對話的那冊筆記本。於是我照本宣科對他說，李耕老師是這樣評價你的：“公劉是當代中國文壇中的天才，是詩歌界的李逵，是繼魯迅之後能擔當得起‘知識分子的中國的智者’。公劉的真誠與痛苦在烈火中反複冶煉、升騰……錐心泣血，以全生命追問曆史……清新睿智，大氣耿介，坎坷蹇澀，艱辛備至，寧折不彎，黑白分明，大歌大哭，不畏權，不媚俗……是一頭渾身長滿了劍戟的恐龍……公劉走的是伊索、天問、草葉集的路。公劉不是狂，而是狷，是耿介、犀利與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