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功
1月2號清晨，我和妻子趕到八寶山二樓西廳告別室時，鐵生已經安放在靈柩裏了。周圍隻有二三十人吧，沒有告別儀式，也沒有人號令鞠躬。鐵生的妻子陳希米說：大家不要哭，鐵生不願看大家哭……請大家撒一些花瓣給他。我們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陳希米說，我們跟鐵生告別吧。我們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陳希米說，留下幾個有力氣的朋友，別的朋友就走吧。我們沒有走，看著靈柩被抬上擔架車，緩緩地推向焚化爐……
後來，我們又隨著鐵生的遺像，把告別室裏的一些鮮花和鐵生的一些衣物送到戶外的焚化爐去。焚燒衣物時，陳希米突然對我說：“王安憶織的那件毛衣沒燒，還在家裏放著呢！”
我心頭一酸。
我不知道是鐵生跟她交代過的，還是她自己想到的。
這個日子，本來是定在1月3號的，不知為何又提前了一天。想了想，覺得希米的確是最理解鐵生的人。鐵生說過，人之於世，應該像徐誌摩《再別康橋》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提前一天，或許是為了讓鐵生走得更為“悄悄”吧？鐵生永遠是這樣低調、平實。他死了，這死喚醒了我們所有朋友和讀者心中蟄伏已久的尊崇與愛戴，用我女兒從海外發來的郵件裏的話說——“網上早已悲慟一片”，然而鐵生還是堅持著自己的低調和平實，由希米替他堅持著。他謝絕了靈堂，謝絕了花圈和挽聯，謝絕了悲悼。他希望朋友們為他高興，高興他的一生終於戰勝了災難與殘缺，高興他終於有一點感悟與思考留存人世，高興他還留下了一份肝髒，救治了天津的一個患者，留下了脊椎和大腦，供醫學研究……
得知鐵生病危的消息時，我正在廣西北海，幾個小時以後，知道他已經離去。本來我一家、何誌雲一家已經約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鐵生夫婦做幾乎每年例行的聚會的，為此我已經訂下31日回京的機票，豈料下了飛機，趕到鐵生家，隻有何誌雲夫婦陪一臉疲憊的希米坐在屋裏，另一個客人我不認識，卻看著臉熟，有一種莫明的親切。希米說，這就是《我與地壇》裏那個“長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緒弗斯”式的“長跑家”嗎？記得鐵生寫過他們在地壇感慨人生際遇的淒涼與悲壯——
還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他是個最有天賦的長跑家，但他被埋沒了。他因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幾年牢，出來後好不容易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樣樣待遇都不能與別人平等，苦悶極了便練習長跑。那時他總來這園子裏跑，我用手表為他計時。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記下一個時間。每次他要環繞這園子跑20圈，大約兩萬米。他盼望以他的長跑成績來獲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為記者的鏡頭和文字可以幫他做到這一點。第一年他在春節環城賽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見前十名的照片都掛在了長安街的新聞櫥窗裏，於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聞櫥窗裏隻掛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沒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櫥窗裏掛前六名的照片，他有點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櫥窗裏卻隻掛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幾乎絕望了，櫥窗裏隻有一幅環城賽群眾場麵的照片。那些年我們倆常一起在這園子裏呆到天黑，開懷痛罵，罵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時再互相叮囑：先別去死，再試著活一活看。現在他已經不跑了，年歲太大了，跑不了那麼快了。最後一次參加環城賽，他以38歲之齡又得了第一名並破了紀錄，有一位專業隊的教練對他說：“我要是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麼也沒說，隻在傍晚又來這園中找到我，把這事平靜地向我敘說一遍。不見他已有好幾年了，現在他和妻子、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
或許因為“長跑家”在場，或許因為置身於鐵生起居的地方，我總覺得鐵生仍然坐在輪椅上，躲在空氣中的一隅，默默地看著我們，就像他在地壇的樹林裏，察看著每一位過往者一樣。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達我的難過，鐵生肯定會在輪椅上笑著看我。想著想著，我甚至為帶來了一個花籃而尷尬起來——鐵生和我，多次談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從容。他說過的，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而我，又何必要帶來這個如此常規的花籃和挽帶呢？
希米很平靜地告訴我鐵生辭世的經過，最後，她甚至有幾分激動地告訴我，鐵生去世沒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來的電話，說鐵生捐贈的肝髒，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說：“真沒想到，他還有一副肝髒可捐，我以為他已經渾身難找一處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21歲截癱，10年前得了尿毒症，雙腎壞死，臨終前已經是靠一周四五次透析為生，每次我見到他，都感到他的臉色日漸發黑，疑心病魔已然侵入肝髒，誰想到，這副肝髒，還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說，她也感到驚訝，鐵生的肝髒，居然還有用。希米還告訴我，鐵生還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腦，這是他和長期為他治療的一位醫生朋友的約定，他說他死了以後，她盡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為對他的病，醫學界還有很多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