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
去年的盛夏季節，在一個陰鬱和悶熱的早晨，長桌上的電話機突然響起了急促的鈴聲，是韓國一位年輕朋友打來的，告訴我許世旭教授病逝的消息。已經有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沒有接到他充滿歡聲笑語的電話了，我正準備在一兩天之內，像往常那樣往他家裏打去電話，興衝衝地交談一番，卻怎麼會傳來這樣的噩耗？太使我驚訝和悲傷了！
像他這樣總是挺立著結實的身軀，睜開炯炯發亮的眼睛，風趣而又懇切地跟大家說話，熱忱地摯愛與關懷著所有的朋友們，洋溢著如此俠義心腸的人，應該長久地活在世界上，卻為何匆匆地離開我們？我幾乎要大聲呼喊起來，詢問這人世的命運，怎麼會如此的難以預料？！於是整天都回憶著與他相識之後多少難以忘卻的往事。
立即想起了二十年前，還沒有跟這位比我年輕三歲的韓國朋友晤麵時，就收讀過他的信件，接聽了他打來的多次電話。說得一口多麼流暢的漢語，從他響亮與豪爽的嗓音中間，就能夠感覺到一顆多麼灼熱的心。我在當時對於韓國的很多情況，還都十分陌生，也並沒有留意過這位鼎鼎大名的漢學家。他卻如此盛情地邀請我前往首爾，去參加在那裏舉行的“國際散文研討會”。比起我的閉塞和孤陋寡聞來，他了解和掌握中國當代文學的情況，是相當詳盡與豐富的。
他在多次的電話中，仔細和我磋商，如何憑他寄來的機票，先從北京飛抵香港，再搭乘轉往首爾的航班。因為在當時，中韓兩國還未曾建交，並無從北京直達那兒的飛機。這位在當時還是十分陌生的外國學者，竟如此不辭辛苦地籌劃我整個的行程，替我辦理前往韓國的一切手續。如果在廣闊的世界中間，多少並不相識的人們，都湧動著這樣溫馨與親切的友誼，能夠如此和藹與耐心地對待，那將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情景。
許世旭還邀請了散文理論家傅德岷教授，和我一起赴會。當我們從北京抵達香港之後，碰上了一隊又一隊擁擠的旅客，紛紛前往韓國去遊覽，因此無法簽上當天飛向首爾的航班，要等到明天早晨再辦理登機手續，而且也不允許走出機場的大廳，去外邊的旅館投宿。那就隻得焦急地坐在這兒，背靠著硬梆梆的塑料椅子，準備度過一個困倦的不眠之夜。
高聳的玻璃窗外邊，一陣陣紅紅綠綠的光芒，從路邊巨大的霓虹燈裏照射出來，像是在燃燒著一團團滾燙的火焰。幾個匆忙趕路的行人，正擦著臉上的汗水，向前麵一幢幢燈火通明的高樓走去。在黑黝黝的天空中，像有一串串搖曳的星光，不住地閃爍和晃蕩，原來是多少架起飛或抵達的飛機，正在忙碌地升降著。
聽到廣播裏的聲音，知道在密封的窗戶外麵，是攝氏三十四度的高溫天氣。大廳裏卻冷颼颼的，空調機裏吹出的涼風，讓我們兩人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傅德岷從凳子上拿起一張色彩鮮豔的香港報紙，不是為了要觀看上麵登載的蘇聯剛發生解體的消息，而是快速地圍住我的胸膛，想用來替代禦寒的棉被。我雙手握住這張薄薄的報紙，趕緊蓋在他的脖子底下，然後就站立起來，走到公用電話機前，打了個電話告訴許世旭，我們已經到達香港的機場，明天才能夠辦理出發的手續。他聽到我的聲音，長長地喘了口氣，說是剛才沒有接到我們，真把他嚇壞了。我放下電話，帶著傅德岷去尋找進餐的地方，草草地吃完之後，就在空曠的大廳裏踱起了腳步，張望著遠處的大門旁邊，偶爾走進來幾個金黃色頭發的旅客。
經過整夜的煎熬，終於在第二天乘上了前往首爾的飛機，很快抵達之後，就見到許世旭的夫人，正帶領一位我們都認識的韓國友人，等候在機場的門口。這位有著一半華夏血統的韓國朋友，緩緩地說起昨天傍晚時分的情景：許世旭的手裏，握住寫上名字的紙牌，站在候機大廳的走廊中間，張望著從前麵匆匆走過的多少旅客，和氣地詢問著是否有來自香港的那架客機，等到人們全都走空的時候，還沒有瞅見我們的影子，他的心裏頓時變得慌張起來，分明已經往我家中打過電話，肖鳳清清楚楚地告訴了他，說是已經將我和傅德岷送進前往機場的汽車裏，那麼是否在香港發生了什麼意外？卻又無法跟我通話，回到家裏，憂心忡忡地坐著，不想說話，也不像我們這樣，從容地完成了晚餐的程序。
他在默默無語中，突然接到了我的電話，才放下心來。夜已經很深了，卻還不想躺下睡覺，擔心我們明天能否順利到達，趕緊給香港的一位朋友打去電話，委托他幫助我們，能夠簽上飛往首爾的航班，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張口大笑了一陣，接著就打起哈欠來，還朦朦朧朧地想象著我們的困境，很緊張地猜測著我們疲倦的模樣，整夜都合不攏眼睛，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悠長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