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
“隱士”當然是一個高雅的名詞，一聽到這個詞，我們就會想到諸如陶淵明這樣的人物。他們退出了當年士人必然要選擇的仕途，而在鄉間和大自然裏尋求自己生命的歸宿，視榮華富貴如無物。這樣的故事是人們所心儀的。當然也有象陳眉公這樣的裝腔作勢的隱士，一麵標榜自己不慕名利的高雅，一麵卻“飛來飛去宰相家”，遊走在達官貴人之間；有隱士的風雅，卻又享受俗世的名聲和樂趣。這樣的隱士其實是隱士生涯的另外一麵。魯迅先生有一篇小說《采薇》，就是通過寫當年的兩個大隱士伯夷和叔齊的故事，來寫隱士生涯的不易和隱士生活的自我矛盾，裏麵當然有幽默的嘲諷意味，也有穿透時空的洞見。談到隱士的時候我總是想到這篇小說。不知為什麼許多標榜熱愛魯迅先生的人都不喜歡提到這篇妙文。
其實，魯迅先生這篇作品揭示的是隱士生涯的深刻的矛盾性。“隱士”其實是在“隱”與“顯”之間平衡的結果。一方麵，隱士必須是不求人知的。真正的隱士其實是不會留下名字供萬人傳頌的。他們所尋求的反而是對於世俗的名聲的超越和漠視。他們必須不求任何“顯”的可能。另一方麵，如果他們沒有名聲，完全不“顯”，也就不會為人所知，就根本湮沒在芸芸眾生之中，也就不會有“隱士”的說法了。其實這個矛盾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他們必須首先是“士”，然後才能“隱”。“士”是他們身份的前提，而“隱”僅僅是“士”的一種狀態。是“士”就難免功名利祿的俗世追求，是求“顯”的，但又要“隱”，標榜自己放棄了一切世俗的追求，自然就有矛盾。
其實鄉間的農人、做工的匠人，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他們也並非隱士，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士”，其生活從來就沒有“顯”的機會。這樣的矛盾其實是從古到今的隱士都難以逃避的。所以，“隱”和“顯”其實是難以截然分開的，“隱”和“顯”像是一塊硬幣的兩麵，互相對立又相互依存。“隱士”其實是一種特殊的“顯士”。不“顯”的“隱士”不會被社會了解，也根本不存在，而沒有“隱”的追求的“顯士”又太過庸俗。所以古代的大官都標榜希望致仕歸隱的，而隱士往往都是失意的“顯士”。
對於當代來說，隱士當然是避開俗世的生活，拒絕消費主義的潮流，追求某種自然的生活和超越性的所在的人。這樣的隱士在當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其實根本沒有存在的空間。當年誰也沒有機會當隱士，因為中國的現實生活可能太嚴峻了。像張賢亮的《綠化樹》或者叢維熙的《大牆裏的紅玉蘭》所寫的生活，是原來“顯”的作家，被批判後變成了“隱”，但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說自己是隱士，因為那命運太過於艱難困苦了。看王蒙先生的自傳，你會看到他不能發表作品的時候的苦悶，就會知道一種被迫的“隱”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其代價是何等的巨大。而宗璞那篇有名的傑作《紅豆》又讓我們看到一種自覺的“隱’的生活追求會無情地被曆史的洪流席卷而去。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命運太過於嚴酷，讓我們沒有機會去追求隱士的優雅和超越。因為一麵是民族的屈辱的悲情，一麵是嚴峻的鬥爭和追求，隱士的優雅往往是一種奢侈和多餘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