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
一百年前，一個嬰兒誕生。一百年稱得上漫長歲月，然而人們沒有忘記他，一百年過後還在紀念他，這是為什麼？他做了什麼？回答很簡單：他寫了幾部戲。正是他創作的這幾部戲劇，使他今天還和我們大家在一起，進行著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他給了戲生命，戲劇也給予他生命。
我父親的一生都和戲劇緊緊連在一起。小時候他就是個小戲迷，才三歲，母親、我的奶奶就帶他到戲院看戲，小小年紀，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長大一些，他和小夥伴在自家的院子裏演戲，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戲劇實踐。上了南開中學後，他參加了南開新劇團，演戲、導戲，翻譯西方戲劇，從那以後，戲劇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戀與追求。
《雷雨》是他最著名的劇作，上演至今已經70多年了。我記得他和我講過，那時候他還在南開中學念書，有一個同學叫楊善全，他和楊善全說，我有一個故事想寫出來。楊善全就說，那你講講吧。他講了，頭緒很多，講得很亂，楊善全沒聽出所以然來，隻說，很複雜呀，你寫吧。
後來有人采訪我爸爸，我聽他對采訪的人說：“你們要我講繁漪是從哪兒來的，有什麼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說出張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麼用？講了也是白講，你們也不認識。《雷雨》這個名字，如果硬要我講，雷，是轟轟隆隆的巨大聲音，驚醒他們；雨，是天上而來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幹淨。”我曾經陪我爸爸去過他的母校，清華大學，他是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裏寫的《雷雨》。他指給我看他過去坐過的位子，說：“不知廢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鋪下邊。我寫了不少的人物小傳，寫累了，就跑到外麵，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雲，湛藍的天。”他還說，“當年圖書館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許多書籍，還允許我閉館之後還待在這裏寫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難忘啊！”他說當時他就是想寫出來，從來沒有想到過發表，也沒有想過演出。
他還給我講過寫《家》的劇本的時候，是在四川長江邊的一條小火輪上，天熱極了，他是個特別愛出汗的人，汗流不止，從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寫下去，筆追趕著他思路，江水拍打著船底怦怦響，就像人的心跳，沒有電燈，夜晚就在油燈下寫……
在我小的時候我也看到過那樣的情景，那是在鐵獅子胡同的中央戲劇學院宿舍。爸爸的書房是一排小北房裏的一間，院子裏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樹，我和同學經常在海棠樹下跳皮筋，一扭頭就能看見我爸爸趴在窗前的書桌上寫作。炎熱的夏天，我爸爸寫作時就光著膀子，那時候從沒聽說過空調，也沒有風扇，書桌上放著一個大臉盆，裏麵裝著一大塊冰。他汗流浹背，稿紙粘在胳膊上，字跡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毫不知覺。有時候他會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經常劇烈地撓頭，就像腦袋裏憋著千頭萬緒，隻有拚命地痛快淋漓地撓頭才能把它們梳理清楚。經常，他反複琢磨，念念叨叨，一遍遍讀出人物的台詞。我聽他朗誦過“膽劍篇”和“王昭君”。他的朗讀與眾不同，甚至可以說不同凡響，打動我，使我不忘，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聲音的存在，他用感覺讀，讀得那麼有味。
再看《北京人》的劇本，有評論家說《北京人》是曹禺創作曆程中的高峰，是他寫得最好的戲。作為一個編劇，我感到驚異的是，要具有怎樣的感悟力，體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厭惡，埋得極深的苦痛，才能寫出老太爺曾浩那樣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時還是個青年。記得我曾經問過他寫東西時的感受，他回答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寫的時候也不可能。”我一直覺得《北京人》裏每個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們加在一起還要豐富生動。
“文革”時期，我爸爸被打倒，被揪鬥。有一段時間，被關在牛棚裏白天掃大街，晚上不能回家。他曾回憶說：“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後來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關在屋裏，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吃大量的安眠藥，完全像一個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