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場的上街依形就勢建在一條長坡上，由低到高形成了三個層麵，街房白壁黑瓦錯落有致，使之與橫街連為一體與下街交通的是一掛與街道等寬的長長的石梯。
從“十”路口上完石梯到了上街的第一層。這裏是機關單位的天地，一邊是市管會稅務所，它們與公社所在地的禹王廟的另一側相連相通另一邊是信用社郵電所，其後是壁立百仞的懸崖峭壁，像是立在沙河岸邊的一道長堤。
第二層住著五戶居民，當然不是一般的居民。臨河的一旁是自成體係的一幢小樓，一樓一底，有拖水，穿鬥結構，跟新時代形成了鮮明對比，它是那樣的陳舊。
這裏住著兩位從朝鮮戰場歸來的退伍軍人，兩個彪形大漢兩個扶老攜幼的家庭把這幢小樓一分為二。公社的領導說這是公房，住房人說是私房，說是他們退伍後應分得的房子。扯皮歸扯皮，公房私房照常住，誰也沒有去喊他們搬出來。
在沙河場的人們的心中，這是兩個腳牛似的人物。據說，沙河場的女性與他們有一腿的不少，也不乏真憑實據。
靠上的那位是合作總店的經理，姓苟，人稱苟經理。身體已有些發福，妻子是他的下屬，生了四個兒子，其中有兩個是憨包。對此說法不一，有的說是他嗜酒的結果，有的說是他狠心事做多了的報應。
持後一種觀點的人所舉的例子當中，最典型的莫過他整死藥店一對老年夫婦的罪孽的。這對老年夫婦有點曆史問題，是合作店的職工，在藥店抓藥。他們有一個女兒，容貌出眾，苟經理威逼利誘均未得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就把這對夫婦“清理”到沙河裏淹死了。
靠下的那位是一個兒女成群的老光棍，姓趙，是街上縫紉店的裁剪師，店中其他的都是女工。據說他和這些女工都有染，街中人還能指名道姓地說出誰是他的私生子。這大概是真的，因為他就是栽在兩性問題上的一他舅子參了軍，他便跟他舅母子勾搭成奸。事發後，他舅子一氣之下打了他一頓，把那不爭氣的婆娘也休了。舅子的姐姐，把自己的這個狗男人也休了，獨自帶著幾個孩子過日子。這個姓趙的狗男人還受到了開除公職的處分。
巴公社那邊也是一幢小樓，幾乎與臨河那麵的小樓一模一樣，不同的是，這裏住著三戶人家，一戶一通，他們均是公社的幹部，是公社幹部中的雙職工，一個是武裝部長，一個是革委會副主任，再一個就是林書記林芝芳書記。
林芝芳書記的家占據了小樓的三分之一，靠上街的那一通。一道小門臨街，進門是堂屋或客廳，至少是有這個功能。正麵牆上張貼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半身畫像，下麵擺著一張大圓桌，桌下窩著一群獨凳，就像母雞張開翅膀嗬護著一群雛雞一樣。進門時的左側擺著兩把涼椅，之間放著一個茶幾。與此相對的一側放著洗臉架，壁上橫著一根繩子，上麵掛滿了洗臉帕。與一般的農家比起來，這大概應算為奢侈，農家不管人多人少，往往隻有一根洗臉帕。
客廳裏麵的小屋是灶屋。灶是大灶，風箱灶鍋是大鍋，尺八鍋鍋後有鼎鍋，兩個並列。灶兩麵巴壁，灶屋門和灶之間放著一口石缸，能裝10來挑水。巴灶的一頭，一塊青石板蓋了缸口的一大半，上麵放著碗櫃和一挑白鐵皮桶。灶屋的另一邊兩步石梯和板樓梯折成90度，樓梯下麵堆放著烏黑的煤。另一個屋角放著大大小小的壇壇，醃酸鹹菜的特大，其餘的醃豆瓣蘿卜卷，醃幹鹹菜醃紅豆腐醃豆豉。
上得樓來，靠著間壁是一鋪陳舊的架子床，另一頭的角角裏堆著雜物放著櫃子。外麵的一間是主臥室，按一定的格局擺著兩鋪床，架子床，擺著平櫃、高櫃、高低櫃，還有兩把藤椅，當然也還安排了一個空間放尿罐。
門外，還有一道窄窄的走廊，衣服可在這裏晾，人也可以站在這裏望街。
上街的第三層幾乎全是農戶，與林芝芳家隔一道狹巷子人過去都要側著身子的鄰居去卩是“半工半農”，男主人姓秦，在川西北莽莽的原始森林裏伐木，他在工作地方的縣城姘居一個寡婦。屋裏的女人也不示弱，明裏暗裏找了個男人。
男主人難得回一次沙河，回來後，這一家子總是“戰爭”的時候比“和平”的時候多。
“戰爭”中，女主人總要跑到林芝芳的家裏來哭訴。林芝芳書記聽後，總要憤憤不平地罵道，簡直畜生不如！還給女主人出主意，叫她去說服女兒上告。不知什麼原因，這家的女兒始終沒有上告。
林芝芳每每碰見這位“畜生不如”的男人，又總是笑容滿麵地叫他“老林芝芳家是沙河公社的第一家，也是沙河場的第一家。
林芝芳與丈夫鍾福均是土改時參加革命工作的。鍾福是沙河場場口的人，不在沙河公社工作，在紅橋區所在地的紅橋公社當文書，與沙河相距三十裏。
鍾福名如其人，一副福相：中等身材，圓頭肉身。隻是臉色卡白，沒有顏色。這可能與他長期坐辦公室有關，並且有病，心髒病。說話慢條斯理，做事輕手輕腳，似乎一大動他的心髒就有被震落的危險。
他是沙河的才子，曾帆就親耳聽曾宏誇讚過。說老師抱的一摞摞線裝書，鍾福旨倒背如流。
林芝芳的娘家不在沙河在紅橋公社，生母去世得早，不堪忍受後母的虐待，就離開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工作後，對一字不識的林書記來說，確實遇到了很多難題。工作迫使她識字，逢人便問，有空就讀就寫。幾年下來，她竟然能作會議記錄和寫信，當然這當中有很多內容隻有她自己才鬧得懂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