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晚清新版“學人之詩”概述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依其產生來源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由傳統士大夫營壘中分化而出，這一類占近代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另一類則基本上由新的資本主義文化培育而成，這一類在近代知識分子中為數不多，本文不作詳細討論。
由傳統士大夫營壘中分化而出的士人，自光緒中期資產階級維新派出現在政壇以後，影響進一步擴大。道、鹹時期，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和實務之學對近代思想文化產生了較大影響。維新變法運動的領導者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回顧當時的情況說：“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而二子皆治今之學……而我思想界亦自茲一變矣。”他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梁氏之師康有為於光緒十六年（1890）與四川公羊學專家廖平相晤，深受啟發，想借今文經學以議政，告門人陳千秋及梁氏以孔子改製之旨，以西歐進化論學說與常州今文學說相雜糅。
近代中後期的學術除了受道、鹹時期今文經學和實務之學的影響，最大的影響還是來自於西學東漸。所謂“西學”，即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主要是指文藝複興以來以科學與民主為基本精神的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歐美文化。
首先，以馬禮遜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揭開了近代西學東漸的序幕，他們一方麵言傳身教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麵又設立出版機構，如上海的墨海書館、廣學會等，出版中文書籍和期刊，在宣揚宗教之餘，還介紹了世界曆史、地理、政治、經濟等方麵的知識。這些在今天看來很一般的知識性的介紹，在當時卻是十分新鮮和吸引人的，它們不僅受到一般人的歡迎，就連當時的大學者魏源、徐繼畬、梁廷楠等人在他們編著的《海國圖誌》、《瀛寰誌略》、《合省國說》中也多次引用了這些書籍中的資料，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黃慶澄等對偉亞力與李善蘭合譯的《談天》讚不絕口。
西方傳教士的出版機構中有許多中國學者直接參與了西書的譯印工作，如李善蘭、王韜、張福僖、管嗣複等，帶動了中國人成立自己的譯書機構（如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印西方著作。中國人自己設立的譯印機構基本上擺脫了神學的陰影，學術性的目的得到加強，陳洙在《江南製造局譯書提要》中將他當時所收的160種譯書分成24類，這24類包括史誌6種、政治3種、交涉7種、兵製12種、兵學21種、船政6種、學務2種、工程4種、農學9種、礦學10種、工藝18種、商學3種、格致3種、算學7種、電學4種、化學8種、聲學1種、光學1種、天學2種、地學3種、醫學11種、圖學7種、補遺2種、附刻10種。
其次，隨著科舉考試於1905年被廢止，全國主要城市都建立起了新式學堂，許多學子離開舊的私塾轉而接受新學，教學內容從四書五經逐步轉向了新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封閉式教學逐步轉向開放式教學。19世紀60年代，北京、上海、廣州同文館相繼設立，標誌著中國新式學校得到了統治階級的認可，新式學堂正式躋身於中國教育機構的行列，並培養出了一批新式學校的人才。下麵是1879年京師同文館所公布的課程表：
首年：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
二年：講解淺書，練習文法，翻譯條子。
三年：講各國地圖，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
四年：數理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
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
六年：講求機器，微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
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曆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
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
從這個課程表可以看出，盡管當時同文館以外語學習和翻譯為重，但還要學習自然科學、曆史地理和法學之類的功課，這是中國引進西學的一種方式。
此外，北京、上海、廣州同文館還翻譯了許多西書，如北京同文館就翻譯了二十多種西書，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丁匙良譯的《萬國公法》、汪鳳藻譯的《富國策》、德貞譯的《全體通考》、俄文館學生譯的《俄國史略》等。這些譯著對於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法律、史地知識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西書的影響不局限於同文館內的學生，還影響了館外的社會有識之士，拓寬了西學在中國的影響範圍，一定程度上來說比同文館實施新式教學意義更大。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任《時務報》主筆時遍讀各地譯出的西書，撰《西學書目表》。該書分三卷，上卷為西學諸書，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人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等十三類；中卷為西政諸書，包括史誌、官製、學製、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十類。下卷為雜類之書，包括遊記、報章、格致等三類。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今以西人聲光化電農礦工商諸學，與吾中國考據詞章帖括家言相較，其所知之繁與簡，相去幾何矣。故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認為“中國考據詞章帖括家言”根本救不了國，國家要自強，學子要自立，必須多譯、多讀西書。
再次，近代一係列抵抗外侵的戰爭無不以失敗告終，引起了士人對西學的注目與思考。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內憂外患，社會危機加深，曆史的進程要求學者把視線從古代典籍的訓釋轉移到社會現實中來，並提出挽救社會危機的方案與對策。麵對這種現實，長於對儒家經典爬梳考據的乾嘉漢學，其實證精神隻能麵對文獻與古代語言，“載籍極博欠格致，空談腔子常惺惺”（陳衍《審言見示論詩之作次韻奉答》），對挽救民族危機、實現變革圖強顯得捉襟見肘，無能為力，遂逐漸走向衰落，時代呼喚新的學風出現。甲午中日戰爭又以中國慘敗而告終，堂堂的“天朝上國”竟敗於“蕞爾島類”，而且敗得如此慘重，《馬關條約》訂得那樣苛刻，國人為之震怒，亡國的陰影籠罩在人們的心頭。清王朝已臻難以為繼的地步，從最高統治者至其中樞機構，以及作為封建統治支柱的海陸兩軍等官僚機構，莫不於此戰中暴露了衰朽的本質。瓜分豆剖的慘禍、亡國滅種的危機沉重地壓在中華民族的頭上，激起了普遍而強烈的社會憤怒。國人對日本以及歐、美帝國主義國家是既憤恨又驚慕，欲驅除卻還想看個明白。於是眼光長遠的學人開始了對西學的探索，開始閱讀有限的西學著作。梁啟超在回憶早前接觸西學時說：“我們當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隻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的。”
最後，留學生和出國人員成為西方學術傳入中國的橋梁，特別是旅日華人（自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留日學生與年激增，到1905年達到高峰）。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後，眾多的維新人士流亡海外，日本一躍成為維新輿論中心。加之日文易識、易學、易譯，這一切促成了日文書翻譯的熱潮，許多西學書籍由此而從日文譯本轉譯過來。旅日華人除了自身浸染西學，學成回國後又影響著周圍的一大批人，而且他們創辦了出版機構，大量印譯西方學術著作。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並不全在堅船利炮，更重要的是他們先進的社會製度、民主政治，以及與之相關的法律、教育、哲學等社會科學。因此，學術交流的方向從過去宗主大國的“送去主義”逐步轉向落後弱國的“拿來主義”。梁啟超在總結當時中國士大夫接受西學的過程時說：“自甲午之前，我國士大夫言西法者，以為西人之長，不過在船堅炮利、機器精奇，故學之者亦不過炮械船艦而已。此實我國致敗之由也。乙未和議成後，士大夫漸知泰西之強，由於學術。”他把中國近代學習西方的過程概括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個時期，“是從製度上感覺不足”；第三個時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這三個時期，即由器物層麵到製度層麵，再到文化層麵，既是國人在對西學認識上由表層逐漸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西學東漸影響中國文化的主要內容和階段。
西學東漸也深深影響著中國詩學。徐世昌在《晚晴簃詩彙序》中說：“海通以後，聞見日恢。三山引舟，八紘置驛。倚衡奉使，夢詠波濤。人境羈賓，集開世界。蘭闍唱諾，瘉埜諧聲。槎路低徊，蓴齋珥筆。能言四裔，散見諸家。興寓竹枝，目營卉服。軒遊履，極跡區寰。捃實摭華，敻焉博物。詩境之新，又其一也。”站在時代前列成為西學東漸弄潮兒的首先是資產階級維新派，黃遵憲（後有詳論）、康有為（後有詳論）、梁啟超（後有詳論）、譚嗣同、嚴複等維新派學人之詩最早引入西方的新事物、新現象、新思想、新學說，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眺望世界的第一扇窗戶。
譚嗣同曾以30歲為界，把他之前研究的中國傳統之學稱為“舊學”；之後研究的學問稱為“新學”，所謂新學就是接受西學以後所研究的學問。30歲這年，他研讀了廣學會的許多書籍，開始接觸西學。他在《仁學界說》中說：“凡為仁學者，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又說：“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輿、全體（生理學）、心靈（心理學）四學，蓋群學群教之門徑在是矣。”譚嗣同的著述《仁學》正如他自己所說：“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既可衝決，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該書基本體現出他的“新學”思想，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為一爐，其中所論國家起源及民治主義，實是當時維新派的根本信條。“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譚嗣同認為“學詩宜窮經，方不為浮詞所囿”。他的詩不僅國學功底深厚，“且喜摭西事入詩”，隻可惜英年早逝，其“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
嚴複“以精英文名當世，潛心於國學，四部罔不探討，於子學尤深”，亦通曉西學，他認為西學可以啟迪民智，消除愚昧落後，改變人們的精神狀態。人們的精神狀態改變了，發憤自強，變法圖新，中國就可以得救。他在《譯〈天演論〉自序》中說：
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複搖。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為恥，西學之事，問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談，不谘其實。詩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
嚴複認為西學的精華不僅僅在於船堅炮利和機器製造，而主要在於其思想學說、科學方法及先進的社會製度。他希望通過自己譯介的西書，一方麵糾正人們對西學精華的誤解，另一方麵也幫助國人正確了解西學。他說：“複今者勤苦譯書，羌無所為，不過憫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發願立誓，勉而為之。”他先後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八大“學理邃賾之書”，對西學傳入中國作出了很大貢獻。胡先驌說他“洞悉宗邦利病原，老懷悲閔世無倫。未須天演開宗派，要向群經起國魂”。梁啟超說：“侯官嚴幾道複，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等書，大蘇潤思想界。”並作詩讚道：“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莎米為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廣詩中八賢歌》）
嚴複的一些詩作反映了他的“西學”思想：
一十九稘初告終，摶摶負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為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為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艨艟。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懵。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誌士，欲持建鼓撾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褎耳充……
詩中指出世界紛攘變化、“爭存物競”，肯定了古之聖賢適時而變、順應天下，故能垂拱而治，批評了頑固不化、死守祖宗成法的“頑聾”之輩。
孔門說人性，愚智都三科。其才可為善，著論先孟軻。至今二千載，為說彌不磨。脫若荀卿語，黔首長薦瘥。人當自相食，白骨高嵯峨。豈能若今者，治化方紛羅。以茲推人理，前路知無他。日去禽獸遠，用禮貴能和。人皆得分願，後舞間前歌。自由複平等，一一如盧梭。所憂天演途，爭競猶幹戈。藉雲適者存，所傷亦已多。皇人未受穀，荊棘悲銅駝。黃炎日以遠，涕淚雙滂沱。（《疇人》）
詩歌表明作者希望人類社會遵循的是孔孟之道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梭等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而不是荀子的性惡論和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
嚴複雖然介紹了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但他對社會如此發展深感悲觀，甚至對進化論思想表示懷疑。他還認為自己介紹赫胥黎的進化論思想意義不大。他在詩中慨歎道：
哲學雖成究何用？徒取造化窮根荄。天演亦何與汝事，吊詭轉使人愁猜。（《侯生行》）
汰弱存強亦不能，可憐橫草盡飛騰。十年生聚談何易，遍選丁男作射弸。（《何嗣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冊子索題，為口號五絕句》之三）
世界總歸強食弱，群生無奈渴兼饑。茫然欲挽羲和問，旋轉何年是了期。（《日來意興都盡，今日涉想所至，率然書之》）
短垣外繚繞，廣袤十裏強。網羅極飛走，動植各有疆。仲春遘時雨，蜀黍亦插秧。偉哉造化力，長養賅百昌。生理諒在茲，誰謂劣者亡。吾聞古褉事，所以祓不祥。微生逢揖讓，豈複憂禍殃。門戶在膠漆，荊棘成康莊。宇宙亦已廣。形骸恣放浪。（《癸醜上巳梁任公褉集萬生園，分韻流觴曲水四首》之二）
維新派在開展維新改良的政治活動初期接觸到了西學，但很膚淺。這種學風對詩界的影響就是“新學詩”的出現。梁啟超先生說：“當時所謂的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提倡之者為夏穗卿，而複生亦綦嗜之……苟非當時同學者，當無從索解，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此類之詩，當時沾沾自喜。然必非詩之佳者，無俟言也。”他們在詩歌中大量引用“喀私德”、“巴力門”、“冰期”、“巴別塔”等外來（音譯）詞，這是“新版學人之詩”之始作俑者，他們以《格致》、《聖經》、西洋曆史典故作詩料，將新名詞入詩。如譚嗣同的《金陵聽說法》：
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
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
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感於巴力門。
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
（注：喀私德，指印度古代之階級種性；巴利門，指英國議院，均取其音譯。）
夏曾佑的《無題》：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
巴別塔前分種教，人天從此感參商。
再如夏曾佑的《贈任公二首》（選一）：
冥冥蘭陵門，萬鬼門如蟻。
質多（即撒旦）舉隻手，陽鳥為之死。
這些詩歌“喜摭拾本西籍名詞，入諸韻語，名為開新，實則浮淺生硬”，較喜撦扯獺祭傳統詩歌，藝術上確無高下可言，梁啟超甚至說譚、夏之詩“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汗漫錄》）。但從創新方麵而言，這些新名詞代表著一種新文化、新思想、新材料，使得古典詩歌由本土而開始麵向世界，給沉悶的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或者可以這樣說，譚嗣同、夏曾佑等人為了突破古典詩歌的藩籬，不惜以犧牲詩歌的藝術特征為代價，大力提倡創作“新詩”。尤其是譚嗣同，為宣傳西學而刻意作“新詩”，據梁啟超回憶：“複生本甚能詩者，然三十以後，鄙其前所作為舊學。晚年屢有所為，皆用此新體。”（《汗漫錄》）
隨著維新派對西學認識的深入，特別是他們被迫流亡海外，耳濡目染後，對西學見解逐漸加深，“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見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盜》）。同時他們周圍的羽翼還有在19世紀末離開大陸的留洋學人。西學已成為中國的新學，浸潤於西學之中的學人成為中國新一代學人的範式，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劬學甚篤，詩工最深，惜為文所掩”，以詩歌鼓吹新知也是邏輯必然。基於對前期“新學詩”的批評和糾治，以舊風格含新意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進入了“新派詩”階段。
他們的詩歌“以經世致用為心，以變革一切為誌，寫新事，講新知，用新典，創新體”，“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康有為《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引西學及西方文史典故入中國舊體詩，由於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衝突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寫作，因而其意義絕不僅限於抒發一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遊子鄉愁，而是對中西文化的曆史、現狀、未來的感性體驗與學理之思考。盡管他們仍以舊體詩這種傳統形式寫作，但其中所表現的現代眼光和思想情感卻是先前所沒有的。他們不但意識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要敢於引進西方文明，就是詩歌也要向西方看取，梁啟超說：“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於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語句入詩，有三長俱備者，如東坡之‘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之類，真覺可愛。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舊世界。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於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其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
“新派詩”引西方新事物、新現象、新學說入詩主要表現為：
（1）引入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如蔣觀雲的《盧騷》讚美了法國資產階級思想啟蒙家盧梭的思想：“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梁啟超的《舉國皆敵我》倡言要敢於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學思想，“世非混濁兮不必改革，眾安混濁而我獨否兮，是我先與眾敵，闡哲理指為非聖道兮，倡民權謂曰畔道”。陳三立的《崝廬書所見》指出民主自由製度造就了西方各國的強盛：“民有智力德，昊穹錫厥美。振厲掖進之，所由奠基址。列邦用圖存，群治抉症痞。雄強非偶然，富教耀曆史。”
（2）引入西方近現代自然科學思想和發明。他們的詩“差能說西洋製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如文廷式的《夜坐向曉》：“遙夜若難明，他洲日方午。一聞翰音啼，吾豈愁風雨！”把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的“新”知識引入詩中。嚴複《何嗣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冊子索題，為口號五絕句》第三首曰：“洄漩螺艇指潛淵，突兀奇肱上九天。長炮扶搖三百裏，更看綠氣墜飛鳶。”言歐洲之戰有潛艇、飛機、炮彈、毒氣彈，殺人之劇遠勝於冷兵器。
（3）引入國外的風景名勝和風土人情。黃遵憲的詩歌“開卷蓋如入文明之國，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遊曆宮廷，過其府舍，無一不新者。察之，則政政畢立，而創因見焉；事事畢舉，而疏密見焉。即其治象，其國度之高下，可得而言矣”。他的《日本國誌》詩對日本“民俗、物產、國政、人才，瞭如豁如，如家人子自道其家人生產也”。康有為“戊戌遘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詫為詠歌”（《南海先生詩集自序》），他有大量詩篇描繪了歐洲名勝名都。潘飛聲出南洋，泛印度，渡紅海、地中海，入羅馬之國，登瑞士之門、波臣所宮、鬼母所宅，皆彙行卷，所作詩歌具濃厚的異域風情。
（4）引入西方曆史文化。梁啟超的許多詩歌讚美了海外他國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如《舉國皆敵我》：“君不見蘇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釘架，犧牲一生覺天下！以此發心度眾生，得大無畏兮自在遊行。”再如他的《廣詩中八賢歌》：“哲學初祖《天演》嚴（嚴複），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與米兒頓）為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等詳細介紹了日本的曆史，特別詳細描述了日本維新派通過武裝暴動推翻了幕府的腐朽統治而走上改革圖強之路。王國維則將叔本華、康德等人的哲學、美學思想引入詩學研究和詩歌創作之中。
（5）引入反映外國思想文化的詞彙用語。所用的新詞彙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天演名詞，如競爭存、劣敗、競存、競生存、天演、爭存理、競爭、物競、劣滅優興、競爭以存立、強者生存弱者仆；二是社會科學名詞，如自主權、合群、自由、共和、平權、代表、奴仆性、專製、群公義、主權、民權、國權、聯邦、尚武、平等、獨立、民主、革命、黨派、群力、熱潮、民約、男女平權、政府、冒險、自立、鐵血、國防、公理、團體、智種、目的、精神、世紀、宗教、社會、思想、文明、消息、學科、腦性、野蠻、哲學、基礎、智力、交通、腦筋、法律、問題、過渡、哲學家、進化、歸納、學會；三是自然科學名詞，如以太、無機、日力、格致、思力、光力、愛力、微生物、磁鐵、鉑金、浮力、電火、視差；四是人、物專名，如拿破侖、華盛頓、哥侖坡、釋迦牟尼、耶穌、謨罕酞德、蘇格拉、盧騷、盧孟、太平洋、亞歐、歐美、遠東、北極、南極、澳大利、俄羅斯、亞刺、埃及、渡蘭、哥士、歐洲、東亞、麥西、黑海、北美洲、支那、赤道、雪梨、希臘、星球、恒星、行星、半球、鐵道、火車、電線、汽笛、梳會、科葛米納、蘆絲、俾士麥克、瑪誌尼、聖軍。
以新學入詩，反映西方新事物、新世界的作品，大量存在於以維新派為代表的詩界革命同人的集子裏。黃遵憲之友胡曦所作《火輪船歌》為七古長篇，比黃遵憲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的《今別離》要早16年。許承堯的《疑庵集》中有《言天》詩，論光線同一、原質同一、靈魂同一之理，《靈魂》則談論腦的作用。樊增祥的部分詩作反映了西方新學說，同時也以新名詞入詩，如“世界競爭天擇少，虛空圓轉地球多”（《續詠柳絮》之五），“國際盡多中立地，個人都入自由天”（《倒疊前韻》）。文廷式的《談仙詩》論“木乃伊”等保存屍體不朽之理，他還有《俄羅斯大彼得》、《法蘭西帝拿破侖第一》、《美利堅總統華盛頓》，又有五絕《夜坐向曉》，表達對西方政治的向往，以及以先知覺後知為己任的心誌，既有新理想，又融進了新的科學知識。夏敬觀有《今子夜歌》、《自虹橋路馳車西新涇，遂登療養院樓》、《雜興五首》、《夜起聞羅馬鍾聲》等作品寫新文明、新事物。總之，這一派士人低者“喜摭拾西方史實、科學名詞，融鑄篇章，矜奇眩異”，高者則能“融鑄中西哲理，運陳入新，風格不失其舊，思致務極其新”。
還要說明的是早在詩界革命以前就已經出現了以國外新事物入詩的情況。明末清初，隨著海外文明的滲透，國人開始了對西方的關注，有些詩人已開始在詩中謳歌那些新異事物，如屈大均在《澳門》六首中描寫過外國人的生活，還寫到了望遠鏡。而康熙朝詩人孫元衡的《赤嵌集》、尤侗的《外國竹枝》對海外風土物產的描寫尤為廣泛。後來阮元也寫過《望遠鏡中看月》，表現了他對近代天體知識的了解。胡天遊還寫過《海賈篇》，敘寫了海上通商。而舒位則寫過《鸚鵡地球歌》，描寫了想象中的澳大利亞風光。但這些早期寫海外新事物的詩歌是在用詩歌“誌怪”，還不具備學理意識，不能與維新派的新學詩相提並論。
朱自清先生說：“近代第一期意識到中國詩該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幾位先生。他們提倡所謂‘詩界革命’；他們一麵在詩裏裝進他們的政治哲學，一麵在詩裏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創造新的風格。”嚴迪昌先生說他們的詩歌讀起來仍有種以“‘新學’入詩，是學人詩新版本的感覺”。
第二節 黃遵憲首辟境界的“新學”詩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1876年中舉人，第二年就隨何如璋出使日本。1882年，奉命赴美國任舊金山部領事。1889年，隨薛福成出任英、法、意、比四國大臣，黃遵憲任駐英二等參讚。1891年，離英赴新加坡做總領事。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為張之洞奏調回國。
他這近二十年的外交生涯“周曆大地，略佐使軺，求百國之寶書，羅午旁魄，其故至博以滋”（康有為《日本雜事詩敘》），使黃遵憲較早、較多地受到了海外文化的影響，加深了對世界形勢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了解，飽嚐異國的自然風光，領略到了西方光輝的曆史文化、文明的政治製度以及先進的科學成就，形成了比較開闊的世界性眼光。他接觸了日、美、法、英各國政治製度，嚐“取盧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因此主張“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乃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所謂民權，實際就是紳權。他的維新途徑是以一省為全國倡，官僚與士紳相結合，培養人才以救時艱，所以他讚同康有為變法之說。但他又以為“頓進難求速效，不若用漸進法”，“使群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後可進以民權之說”，“至於議院之開高，今日尚早尚早也”。又因為“身在宦途，尤畏彈射”，於時論稍激進的“亦以為駭說”；以為救死之方“當避其名而行其實”。這些主張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思想。但其晚年的政治思想還是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而發展，對革命也不是絕對排斥，甚至說“再閱數年，加富爾變而為瑪誌尼，吾亦不敢知”了。
黃遵憲的學術著作以《日本國誌》最為有名，是他苦心經營之作。全書共四十卷，為典製體的日本史。他想通過此書敘述日本明治維新“百務並修，氣象一新”的現實，給清政府的改良提供借鑒。全書分國統、鄰交、天文、地理、職官、食貨等十二誌，詳今略古，記述了日本曆史的沿革及明治維新。征引資料豐富，采書二百餘種，是當時中國人所撰日本史中最為全麵、最為翔實的一部史書，對研究和了解日本的曆史有重要的價值。在書中他對好談古義的保守思想進行了批判，認為“檢昨日之曆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藥今病則謬”（《自敘凡例》），主張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來發展民族工商業。他看到中國“君尊而民遠”，“竭天下以奉一人”（卷17《食貨誌》）的封建製度弊病，主張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製度。在軍事上，麵對西方“列國弱肉強食”虎視眈眈的局麵，認為“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卷21，《兵誌》），主張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以抵禦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在文化上主張改革文體，普及文化，“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卷33，《學術誌》）。此書體現了黃遵憲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為後來戊戌變法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其他學術思想方麵，他也有不少新的見解。論宋學、漢學，認為宋人義理、漢人考據都是無用之學。論保存國粹，認為“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論孔教，認為“儒教不過九流之一，可議者甚多”，而勸梁啟超“倡方排擊之無害”，反對康有為之尊孔子為教主。他主張向西方學習，借西學以強國，“近年歐羅巴，兵法蓋無匹。廣輪四海圖，上下千年籍。擇長以為師，悉命他人譯”（《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棲川熾親王》，《箋注》卷3）。在《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中，詩人又提出“欲為樹人計，所當師四夷”（《箋注》卷3），更表現了詩人開放的意識。這比起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又有了明顯的進步。他心目中的強國藍圖是：“攘夷複尊王，僉議以法治。立憲定公名，君民同一體……無複容帝製，舉世趨大同。”（《病中紀夢述寄梁任公》，《箋注》卷11）這些進步思想在當時中國明顯帶有近現代化的超前性。
黃遵憲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的學者型詩人。梁啟超說他是“彼其劬心營目憔形，以斟酌損益於古今中外之治法，以憂天下，其言用不用，而國之存亡，種之主奴，教之絕續，視此焉，吾未見古今之詩人能如是也”（《人境廬詩草跋》，《箋注》第1086頁）。錢仲聯先生在《夢苕庵詩話》中也說：“今日淺學妄人，無不知稱黃公度詩，無不喜談詩體革命。不知公度詩全從萬卷中醞釀而來，無公度之才之學，決不許妄談詩體革命。”
康有為在《人境廬詩草序》中說：“公度生於嘉應州之窮壤，遊宦於新加坡、紐約、三番息士高之領事官，其與故國中原文獻，至不接也。而公度天授英多之才，少而不，然好學若性，不假師友，自能博群書，工詩文……及參日使何公子峩幕，讀日本維新掌故書，考於中外之政變學藝，乃著《日本國誌》，所得於政治尤深浩。及久遊英、美，以其自有中國之學，采歐、美人之長，薈萃融鑄而自得之，尤倜儻自負，橫覽舉國，自以無比。而詩之精深華妙，異境日辟，如遊海島，仙山樓閣，瑤花縞鶴，無非珍奇矣……自是久廢無所用，益肆其力於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遊曆，浩渺肆恣。”吳宓說他“不特以詩見長，其人之思想、學識、懷抱、誌趣，均極宏偉，影響於當時者甚大”，又說他：“精力彌滿，能古今中外之故。大而政治宗教，小則民俗瑣事，莫不熟知深解，取用入詩。故其詩材料精宏，新穎充實……洞明世界大勢，先機察變，愛國保種。”汪辟疆說他乃“識時之彥，曆聘遠西，於歐美政製學術，並能洞照本原，學裕才高，一時無偶，所撰《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有良史之才，備軒之采”。
總而言之，黃遵憲是一個具有超前眼光的“新一代”學者，他“識度越尋常”，僅以餘事寫詩（致仕前尤其如此），然即便如此，其詩歌“殫究事物，神解獨具；擺落世眼，心光湛然”，可作“論世之學”看。
一、以“新學”入詩
黃遵憲很早就表露出與一般學者詩人不同的眼光。如他認為漢學、宋學脫離社會現實，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缺乏手段和方法，因而價值不大；漢學、宋學僅僅是三教九流中的一支，不必給予神聖的地位；甚至對備受尊崇的漢學和宋學抱有懷疑甚至貶抑的態度。他早期的詩歌再三表達了這些觀點。如《感懷》第一首：
世儒誦詩書，往往矜爪嘴。昂頭道皇古，抵掌說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亂，痛哭繼流涕。摹寫車戰圖，胼胝過百紙。手持井田譜，畫地期一試。古人豈我欺，今昔奈勢異。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箋注》卷1）
又如《感懷》第四首：
洎乎許鄭出，褎然萬人傑。宋儒千載後，勃窣探理窟。自詡不傳學，乃剽思孟說。講道稍僻違，論事頗迂闊。萬頭趨科名，一意相媚悅。儒於九流中，亦隻一竿揭。矧又某氏儒，途徑各歧別。均之筐篋物，操此何施設？大哉聖人道，百家盡囊括。至德如淵騫，尚未一間達。區區漢宋學，烏足尊聖哲。畢生事鑽仰，所慮吾才竭。（《箋注》卷1）
再如《雜感》其一：
欲讀古人書，須識古語古。唐宋諸大儒，紛紛作箋注。每將後人心，探索到三五。性天古所無，器物目未睹。妄言足欺人，數典既忘祖。燕相說郢書，越人戴章甫。多歧道益亡，舉燭乃筆誤。（《箋注》卷1）
他正是通過冷靜而理性的思考，在麵對清政府內外交困、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時，覺得隻靠傳統漢宋之學，不可能解決問題，於是把眼光移向境外，關注西方列強的強國富國之路，試圖從中找到治國之方。他的詩歌“吟到中華以外天”[《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按，即三藩市）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箋注》卷4]，力圖通過對西方諸國的自然景觀、人文名物、曆史文化、社會製度等“新異”事物的介紹，開闊民眾狹窄封閉的眼光，喚起民眾的危機意識和變法自強的緊迫感，“到此法不變，終難興英賢”（《述懷再呈靄人樵野丈》，《箋注》卷2），表現出他焦灼殷切的愛國憂國之情。
黃遵憲的詩歌“其取材，以群經三史諸子及許、鄭諸注為辭賦家不常用者。其敘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曆者，皆筆而書之”。與晚清眾多詩人相比，他的詩歌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他獨有的是寫新事物、自然科學、外域等各方麵的東西”，“海外聞見，抉擇尤精。其為詩也，獨瑩心靈”。陳三立說他“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出其餘技，乃近大家，此之謂天下健者”（《人境廬詩草跋》）。丘逢甲說《人境廬詩草》：“四卷以前為舊世界詩，四卷以後乃為新世界詩。茫茫詩海，手辟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變舊詩國為新詩國，慘淡經營，不酬其誌不已，是為詩人嘉富洱；合眾舊詩國為一大新詩國，縱橫捭闔，卒告成功，是為詩人中俾思麥。為哥倫布，偉矣！足以豪矣！而究非作者所自安。第此世界，能為嘉富洱、為俾思麥，乃竟僅使為詩世界之嘉富洱、俾思麥天耶人耶？”（《人境廬詩草跋》）他抱“別創詩界”的信念，認為“詩雖小道，然歐洲詩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筆，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人境廬詩草箋注》卷首），開創了晚清詩界新局麵，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曆史文化、人文景觀寫入詩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在晚清詩界真如開辟新大陸的哥倫布，或是使意大利獨立的嘉富洱。
（一）以近代地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入詩
黃遵憲的詩體現了近代地理學觀念，對以“我”為中心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國情結予以堅決否定，“休唱攘夷論，東西共一家。萬方今一概，莫自大中華”（《大獄四首》，《箋注》卷2），“環顧五部洲，滄海不可隔。函關一丸泥，勢難複閉壁”（《陸軍官學校開校禮成賦呈有棲川熾仁親王》），“昔日同舟多敵國，而今四海總比鄰。更行二萬三千裏，等是東西南北人”（《奉命為美國三富蘭西士果總領事留別日本諸君子》，《箋注》卷4）。他指責愚昧無知和夜郎自大者：“芒芒九有古禹域，南北東西盡戎狄。豈知七萬餘裏大九洲，竟有二千年來諸大國”（《感事三首》，《箋注》卷6），“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輝頌帝堯。今古方圓等顱趾，如何下首讓天驕”（《贈梁任父同年》，《箋注》卷8），中國之外還有許多具有悠久文明曆史的國家，他們並非“夷狄”。詩人又清醒地指出：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中國岌岌可危，不正視現實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他警告一些頑固派：“鄂羅英法聯翩起，四鄰逼處環相伺。著鞭空讓他人先，臥榻一任旁側睡。古今事變奇至此，彼己不知寧勿恥”（《感事三首》，《箋注》卷6）。詩人完全擺脫了所謂華夷之界，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用一種開闊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識來批評舊士大夫許多虛妄驕矜的世俗陋見。
《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一詩表達了詩人的希望：隨著世界各民族、各國的發展，我們的祖國應該是“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箋注》卷7），以及他所希望的將來的世界“黃白黑種同一國”，“眾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與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成為各種族、各民族平等和睦相處的大同世界。表達了一種新思想、新觀念，抒發了詩人一種四海一家的開放意識，一種攜手共進的理想。
黃遵憲的《今別離》其四將東、西半球晝夜相反之新知識與男女相思之情結合起來，別開生麵，獨具韻味，是“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典範之作，陳三立推其為“千古絕作”。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搴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麵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裏，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隻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複深，難以量相思。（《箋注》卷6）
地理學中晝夜相反這一現象，對當時中國絕大部分國民來說是個新知識。詩人以此寫男女相思，不僅帶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而且構思新穎。《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在對月思鄉的詠歎中也表達了東、西晝夜有別、地大如圓的“新”現象：
舉頭隻見故鄉月，月不同時地各別。即今吾家隔海遙相望，彼乍東升此西沒。嗟我身世如轉蓬，縱遊所至如鑿空。九州島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於此中？（《箋注》卷5）
黃遵憲的詩歌也以近代其他自然科學或發明入詩。如他《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為菊，回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摶眾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為一。眾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回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為人。六十四質亦麼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為我。梁啟超評價說：“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