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經常問我：“你的腿是多長時間好的？”我告訴她至少半年時間，才真正開始好轉。她說我這已經半年了。我說冬病夏治啊，不要著急，明年春暖花開，地氣上升，肯定就好轉了，這不是其他病，急不得。她當然也知道這隻是一種可能的說法，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但和我一樣選擇相信，倘若連一個可能也沒有了，人又能拿什麼來抵禦病痛呢？但過幾天，她還是會再一次感到煩躁和痛苦，因為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都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病痛的存在：下樓梯時要緩慢而小心翼翼，走一小段路就要休息下，即使一動不動地坐著也會隱隱地感覺到酸痛。病痛就是那樣一種東西，不分日夜地用痛苦向這個生病的主體宣告：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所有的這些我頗能感同身受，而煩惱還不僅是病痛本身，它會以其他形式延伸到生活的各個角落裏。比如，她說因為腿上的傷，她沒法參加同學和朋友的聚會，她們會在電話中問，有那麼嚴重嗎？她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答案，都不能於困境中解救她。說是的，很嚴重，就會立刻和對方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因為善意和感情將促使對方表示關心，而關心在敏感的病人那裏將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心理的沉重感。說沒事，沒那麼嚴重。沒那麼嚴重，那你為什麼好幾次都不來參加同學聚會呢？
就是這樣，有時候疾病會讓人們陷入到人際關係的兩難境地中：生病的人既無法說出全部真相，可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說。其他人總是要表示關心，可又無法掌握關心的限度。
除非雙方都是病人，隻有以病作為基礎，人們才能抵達無障礙的溝通。除了痊愈，病人的第一心理需求就是同類者，同病相憐在心理學意義上是完全有價值的，隻有同類者能讓人們感覺到相對的平衡和安全，健康人的所有關心，都擺脫不了隔靴搔癢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