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細說《鏡花緣》中的音韻學
在今日音韻史研究者的眼裏，李汝珍在音韻學方麵的成就比起幹嘉學者的”古音學”，自然不值一提，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對李氏”陋學”還予以痛詆，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史》根本沒有提及《李氏音鑒》。但是，《李氏音鑒》的最大特點是考慮到今音，更具實用性，所以胡適對李汝珍的勇於變古給予相當不錯的評價（《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實際上，對當時的普通讀者而言，最容易接受的也許就是李汝珍在小說中對他們進行的音韻學普及教育吧。所以《李氏音鑒》在當時傳播很廣，影響很大，嘉慶十年（公元一八○五年）刊行後，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木樨山房重刊，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掃葉山房重刊。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鏡花緣》的廣告宣傳，一本純學術著作是很難這樣暢銷的。
第三十一回唐敖一行到了歧舌國，想學歧舌國的音韻學，但歧舌國有嚴令不準音韻學外傳，他們始終沒能學到。唐敖等人費盡心機，終於有了機會。原來，歧舌國的王子上山打獵，從馬上摔下，氣息奄奄。多九公為王子療傷，居然使王子轉危為安。國王感謝至極，贈送白銀千兩，並殺雞宰羊，大擺宴席，答謝外來的醫生。多九公乘機提出要求贈音韻書一部，國王立刻聲稱寧送銀兩，絕不傳授。恰在此時，國王的兩位妃子患了怪病，多九公又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他為其中的一位治好了先兆流產，為另一位治好了乳腺炎。國王不便再推辭，隻得答應了多九公的要求。他鄭重其事地召集全體大臣，會議開了三天三夜，才製定出一個穩妥的方案。他們在一張紙上密密麻麻地寫了若幹字母，牢牢封固，交給多九公，再三叮囑：”切勿再傳別人，等回到貴國以後，再拆開看，文字雖然不多，音韻學的精華都包括在裏麵了，細細揣摩，一定能掌握它的奧妙。”
唐敖、多九公喜出望外，離開歧舌國後迫不急待地把紙條打開來一看，頓時傻了眼。隻見紙上豎行寫了三十三個字，橫行寫了二十二個字，豎行是”昌、茫、秧、羌、商、槍、良、囊、杭、方、薑、郎、康、倉、昂、娘、滂、香、當、將、湯、瓤、幫、岡、臧、廂”等字，橫行的最後有”張、真、中、珠、招、齋、知、遮、氈、專、鷗、婀、鴉、逶、均、鶯、帆、窩、窪、歪、汪”等字。豎行和橫行交錯的地方都畫上了圈。幾個人翻來覆去地讀，持續了兩天兩夜，才把這張圖爛熟於胸。原來豎行的三十三個字代表”洪、細”兩類聲母，橫行的二十二個字代表韻母，用聲母代表字和韻母字代表相拚，任何字的音都能隨口而出。
唐敖等人從歧舌國費九牛二虎之力弄來的字母表，在一般人看來似是”天書”，但對於有著漢語拚音基本訓練的今人來說卻並不複雜。縱列三十三個漢字，實際上是李汝珍所總結出來的三十三個聲母，隻不過都與”ang”相拚，用漢字表示而已（有無法相拚的則用二字代替，如”梯秧”、”批秧”之類）。這三十三個聲母，《李氏音鑒·凡例》中用一首《行香子》巧妙地進行概括：
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鬆巒空翠，鷗鳥盤旋。對酒陶然，便博個醉中仙。
與今天常見的聲母表相比，一個顯著的不同點就是李汝珍在聲母表中區別”粗音”、”細音”。所謂”粗音”，即韻母為開口、合口者；”細音”則是韻母為齊齒、撮口者。之所以音分粗細，意在兼表南北方音（這顯然與李汝珍生於北方、長於南方的生平有關），這一點李汝珍說得很明白：”此編悉以南北方音兼列，惟素喻南北音者，觀之始能了然，否則必謂字母及同母（字母、同母，即當時對聲母、韻母的叫法，略有區別的是，現在歸於韻母的前韻母部分即”四呼”當時屬於聲母）俱多重複矣。”倘若把粗細音合並，李汝珍的三十三個聲母便變成十九個聲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