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守誠信的人，是無法與其談論做人之道的。我們知道，以誠待人，是做人美德，千百年來正義之人所讚賞的誠信，把誠信立為處世之本，崇尚誠信，已成為做人的準則之一。當今青年人做人做事，要講“誠信”二字，養成誠實守信的習慣，在事業上用這種習慣來工作，方可適應人們的這種心態和做人美德，在競爭中取得勝利。
中國人特別崇尚忠誠和信義，因為誠信是為人處世的根本。而“信、智、勇”更是人自立於社會的三個條件。誠信是擺在第一位的。“信”是一個會意字，“人、言”合體。《說文解字》把信和誠互為解釋，信即誠，誠即信。古時候的信息交流沒有別的方式，隻能憑人帶個口信，而傳遞口信之人必須以實相告，這就是誠或信的本義。“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是中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交往過程中的立身處世之本。靠這樣一個道德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言行。這和西方的契約精神有所區別。而且“誠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而被推進，而在人們相互的交往和所發生的關係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青年人要成為事業中的先鋒、領頭人，就要有過人之處，不但智慧上如此，胸襟上品德上更要如此。隻有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人才會以誠信為本，做一個正直的成功者。
做這樣的人，首要的是敢於直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誇大，不縮小，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見人隻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是世故圓滑，近似虛偽。說空話，說假話，奉承話，是詭詐阿諛。這些都是與坦率直言相對立的，是為人所不齒，所厭惡的。
坦蕩磊落，本於正，本於誠。坦率誠直的準則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證亦是坦誠。在公正忠誠基礎上的直言、爭鳴、勸諫，才能直而不狡，鳴而不詭，勸而不害，才能起到堅持真理，弘揚正義，抑不平，除邪惡，糾謬誤，去詭詐，匡扶正義的作用。否則，沒有標準，就會如孔子說的“直而無禮則狡”。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所適從的局麵。或者會借爭鳴而嘩眾取寵，假直言而互相攻訐，爭權奪利，則屬於做人的不坦白之處。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即多檢查自己而少指責他人，從而遠離怨恨。這句話是相當有道理的。唐武則天時，狄仁傑應召回京，被任命為宰相，與當朝宰相婁師德共同輔政。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是由婁師德全力舉薦的。相反，他老覺得婁師德事事從中作梗，甚至懷疑前一時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與婁有關。因此他常在武則天麵前指責婁師德的不是。對此武則天大大不解，終於有一天，她向狄仁傑詢問道：“婁師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傑嘲諷道：“他帶兵戍邊時倒有過戰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說。”
“那麼他有沒有善於發現和舉薦人才的能力呢？”武則天又問。狄仁傑幹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對此，武則天微笑著拿出一份東西給狄仁傑看。看完後，狄仁傑不禁麵紅耳赤，原來那是婁師德的奏折。狄仁傑感歎道：“婁師德度量這麼寬厚，我還處處疑心他，真是慚愧。”此後他主動接近婁師德，倆人關係日見親密，共同輔政，相處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則天告訴狄仁傑有人告了他的狀，問他願不願意知道是誰告的。狄仁傑回答：“願聞臣之過，其他的是不該我知道的。”武則天對他這樣寬以待人的胸懷很感動，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及解決人與人之間交往中出現的矛盾的道德準則之一是寬人、容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容人就要容人之過。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學習以及交往中，隻有相互協調、寬容，才能很好地相處。誠然，每個人身上均有優點，但不可否認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令人討厭的。這時如果能夠待人以誠、待人以寬，充分發揮每個人的長處，就會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爭一時之短長。俗話說：緊逼半尺山窮水盡，後退一步海闊天空。
荀子說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的力氣不如牛大，跑起來沒有馬快，但牛和馬卻被人役使，為什麼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夠合作是荀子認為的根本原因。說得理論一些：人的社會是由各種人和人之間各種關係組成的，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創造出許多偉大業績隻因為人能“群”而造成的。人的這種善於合作，善於協調的特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就個人而言，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與人合作。請記住：合作就要守信用。
凡是合作者，都必須以誠信為本；凡是誠信者，都可以作為合作的夥伴。離開這兩點，做人與辦事都會出現“離譜”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