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剛剛結婚的普利策以2500美元買下了因連年虧本而被迫拍賣的《聖路易斯快報》。
普利策看中的自然不是這家報紙不到2000份的發行量，而是它所持有的美聯社的特許證。憑著這份特許證，曾經經營過《西方郵報》的普利策可以在自己所喜愛的報紙業中大展身手了。也是天遂人願，正在這時，當地的另一家報紙《聖路易斯郵報》也因發行量不足而陷入困境。《郵報》的老板約翰·A·狄龍主動找到普利策，提出在平等的基礎上兩報合作，這正中普利策的下懷。於是，兩家報紙合並為《聖路易斯快郵報》，由普利策具體負責。接管報紙後，普利策經過反複考慮，認為：一家報紙要生存下去並發展，就必須提高發行量。而提高發行量，需要把報紙辦出特色來。他決定以揭露社會弊病來贏得讀者。這也許與普利策本人的性格特點有關。他是一個具有批評眼光的人，永不滿足、追求美好是他的天性。在他的一生中，他批評他接觸過的一切事物。因此，在辦報伊始，他就自然地把這一特點用在了報紙上。新的《聖路易斯快郵報》發行了，它以對弊端的犀利而巧妙的揭露、諷刺迅速引起了讀者的關注，他們感到普利策的報紙說出了他們壓抑在心裏的話。同時，《快郵報》還注意麵向普通階層，經常登載一些具有趣味性的內容，這些內容很適合一般商人、工人和主婦們的口味。因此，《快郵報》顯示出了旺盛的生機，讀者越來越多，發行量直線上升。
在宣傳媒介上毫不留情地揭露社會弊端，必然要遭到被揭露者的仇恨。《快郵報》的一名記者根據一份關於娼妓活動的年度報告寫了一則特別新聞，在報紙上公布了一批妓院主的姓名和地址，這大大地激怒了這批在地方上頗有勢力的人物，他們紛紛出來惡語中傷《快郵報》。有一次，普利策在報上開展了3個星期的反偷稅漏稅的活動，連續對當時常見的這種現象進行揭露，結果也得罪了商業界的一些人，他們紛紛從《快郵報》撤回了廣告，使《快郵報》遭受了不小的經濟損失。《快郵報》的發行量迅速增加，自然也招致了報業同行的嫉恨。
《環球民主報》首先起來攻擊《快郵報》，說它的“虛假的編製，卑劣的煽情主義”，其他一些報紙也相繼加入對《快郵報》的攻擊行列。
麵對不利的環境和各方麵的壓力，普利策堅持自己的方針毫不動搖。他在一封答複信中態度明確地表示：“我們的報紙的確不拘一格，但它是今天世界上旗幟最鮮明的道德的代言人。
罪惡、卑鄙和腐敗最害怕的就是報紙，因而任何法律、倫理和規章製度都無法與報紙相比。
”無論是來自經濟界還是同行，無論是來自基層還是來自上層，各種壓力都沒有使普利策低頭。因為，他的作法最符合一般讀者的利益，最受一般群眾的歡迎，發行量的提高，就是他對付各種壓力的最有力武器。
普利策經營《快郵報》不到一年的時間，這份報紙就已經取得了穩固的地位。1879年11月，狄龍把自己在報社的那一半股份作價4萬美元賣給了普利策，於是，《快郵報》成了普利策自己的報紙，日子更加紅火起來。到1879年底，其發行量達到4984份。到次年年底，發行量直線上升到8740份。而到1881年3月，其發行量達到12000份。過了一年半，又躍升至22300份。
可見，有偉誌才能成就偉業，目標遠大，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