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為賓夕法尼亞鐵路挖溝築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裏去看工作的進展，從沒夢想過我會很快進入那家大公司，為此而工作。這是我在電報公司第一次擔綱如此重要的職務，所以我一點也不敢擅離職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電交加，我坐在辦公室裏，但不願切斷聯係。我太過冒失，坐得離按鍵太近，一道閃電把我從凳子上打了下來，這差點毀了我的事業。從此，隻要有暴風雨，我坐在辦公室裏就會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這個小任務，博得了上級的滿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來，我是頂著光環回到匹茲堡的。很快我就被提拔了，詹姆士·裏德發電報說（他當時是公司在那條線上的總經理，是蘇格蘭人的另一個典範，後來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公司需要一個新的操作員，布魯克先生親自向他推薦我來擔任助理操作員一職。很快就收到了從路易斯維爾的答複，說既然布魯克先生認為我值得信任，裏德先生非常願意提升“安迪”。結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員，每月拿25美元的巨額薪水，在我看來，這確實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我能從信差升到操作員，要歸功於裏德先生和布魯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歲，完成了我的學徒經曆。我已經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個每天賺1美元的小孩了。
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電報公司的操作室是一個非常棒的學校。在那裏，他必須用紙和筆，用作品和創作來做好工作。在那裏，我對英國和歐洲的一點點知識幫了我的大忙，毫無疑問，知識永遠都是有用的，有時候通過這種方式起作用，而有時候則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時候，外國新聞是同過從萊斯角的線路接收的，接收那連續不斷的“蒸汽機新聞”是最為榮耀的事情之一，我對它的熱愛勝過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這項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給了我。
那時候，電報線路的狀況很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氣，很多內容就隻能靠猜測。我有很強的猜測內容的能力，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自己把丟失的一兩個單詞補上，而不打斷發報人，以此作為消遣。在收聽外國新聞時，這並不是危險的行為，即便操作員大膽做了什麼不適當的改動，那也沒什麼，他並不會因此卷入麻煩之中。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了解得越來越廣泛，尤其是對英國的知識，如果有開頭的一兩個字母，我的猜測一般不會錯。
匹茲堡的報紙都有一個習慣，就是要派一個記者到電報公司來抄寫新聞。不久後，所有的報紙共同委派一個人，這個人建議說，接收到的新聞應該被製成多個版本。後來我們之間達成這樣的安排：我把所有的新聞報道都複印5份，而他將每個禮拜另外付我1美元。這是我第一次為媒體工作，當然，隻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這使我每個月的薪水變成了30美元，而且當時的每一塊錢都很值錢。家裏的積蓄漸漸增加，似乎成為百萬富翁的將來已經拂曉初開。
另外一個對我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是和我5位可信賴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韋伯斯特文學會”。我們形成了一個特定的圈子，彼此關係密切。這對我們5個來說，都是一個進步。在此之前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型的辯論俱樂部。在菲普斯的父親家聚會，而他手下的幾個熟練的製鞋工人白天就在那幹活。湯姆·米勒最近聲稱，我曾有一次對“司法機關是否應該由人民選舉產生？”這個問題，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個半小時。對此，我們還是姑且假設他犯了一個錯誤吧。“韋伯斯特”是當時城中最著名的俱樂部，它把我們吸收為會員，我們為此頗感自豪。因為我們隻在皮匠的房間裏作過準備。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會比參加這樣的俱樂部更加有益於青年人的成長。我日後的辯論就從我在此所讀的書本中受益匪淺，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穩定。後來我能在眾多觀眾麵前保持冷靜，毫無疑問應該歸功於我在“韋伯斯特”的經曆。那時候（現在也如此）我演講的兩條原則是：讓你自己在觀眾麵前輕鬆自如，輕鬆地跟他們交談，而不是向他們作報告；盡量不要讓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按你自己的方式談話，除非不能自持，千萬不要過於誇張地“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