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商業繼續膨脹，我需要頻繁地去東邊，尤其是紐約，它在美國就像倫敦在英國一樣重要--美國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總部都在這裏。似乎不在紐約設立代表處，大公司就不能良好發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經完全掌管了匹茲堡的業務。對我來說，似乎隻要指揮公司整體政策，以及參與重要的合同談判。
我弟弟很幸運地和露西·克魯曼小姐結婚了，克魯曼小姐的父親是我們最可貴的一個合夥人和朋友。我們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給了弟弟，這樣我有一次被迫放棄現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離開匹茲堡，到紐約安家。對我來說，這個變化是痛苦的，而對我母親則更加難以接受。但是她依然還年富力強，隻要我們不管到哪裏都在一起，我們就會很高興。她依然滿懷離愁別緒，在紐約我們完全就是陌生人，一開始，我們把住處安在聖尼古拉斯旅館，它在當時當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彙街開了一個辦公室。
匹茲堡的朋友們有時來紐約，我們都會感到非常高興，這也是到紐約之後能讓我感到快樂的主要事情了，匹茲堡的報紙也是不可少的。我頻繁的奔赴匹茲堡，母親也總是與我同往，這樣我們和老家的聯係便一直保持著。但是過了一陣之後，我們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興趣愛好，也可以開始把紐約稱之為家了。當聖尼古拉斯旅館的老板在城外開了一家溫莎旅館後，我們就搬到了那裏。而且我們在那裏一直住到1887年，到我們在紐約有了新家為止。老板霍克先生成為了我們的朋友，他的侄子和那個與他同名的人也同樣如此。
在紐約，我從中受益最大，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帕爾默夫婦組織的“19世紀俱樂部”。俱樂部在他們家集會，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很快便吸引了許多傑出的人士。我能成為它的成員多虧了伯塔夫人的推薦，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夫人，伯塔教授的妻子，他們家的客廳更像一個沙龍。有一天，我應邀參加伯塔家的聚會，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榮幸。也就是在那裏，我第一次認識了很多傑出的人物，在他們之中有當時康奈爾大學的校長，後來被派往俄國和德國做大使的安德魯·D·懷特，他還是海牙和平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也是我的終生好友和顧問。
這裏，19世紀俱樂部事實上是一個舞台。會員們非常正式地討論當天的主要議題，並且依次向聽眾們演說。參與的人越來越多，私人的房間很快就容納不下了。於是，每月一次的會議便改在美國藝術館舉行。我記得我第一個晚上作為發言者參加那次聚會的主題是“金錢貴族”，托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是第一個發言者。這是我第一次被介紹給紐約的觀眾，後來，我就時不時地發表演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因為每一次出場演講，都需要精心準備，大量的閱讀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茲堡生活了很長時間，學習並且發展自己的製造業，與投機生意比起來，我把它看成是一種實業，一種精神。我在匹茲堡當電報員的經曆使我學到了各種事物的知識，使我認識了當時在匹茲堡有限的幾個通過紐約股票交易所從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關注著他們。在我看來，他們的運作就像是一場賭博。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人和公司的信譽已經被嚴重損害，因為人們都認為他們熱衷於投機。不過，當時這類公司的數量很少，屈指可數。石油和股票的交易還沒有出現，通過電報與東部的股票交易所聯係的經紀人辦公室還沒有產生的必要，匹茲堡就是一個製造業重鎮。
當我發現紐約的狀況有多麼不同的時候，我感到甚為驚訝。幾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華爾街冒過險。人們紛紛向我打聽與我打過交道的鐵路公司的情況，搞得我應接不暇。有人提出願意籌集資金來投資，但要我來負責管理、運作--他們認為我能得到內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還有人邀請我加入他們，與之合作，他們正悄悄地打算買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權。事實上，盡管有它誘人的偽裝，但投機領域我從未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