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英語國家的人民能夠實現和平，我早就已經想到了。在1869年，當英國“魔鬼”的君主號戰艦（是當時所知最大的戰艦）下水時，不記得出於什麼原因，人們都傳說它能夠輕而易舉地把美國的城市一個接一個的征服，所向披靡。當時，我發了一封電報給英國內閣成員約翰·布萊特（這封電報最近被公開）：“君主號的第一個任務，也可能是它最有意義的任務，應該是將皮博迪的靈柩運回家。”
我沒有在電報上留下署名。但令人驚奇的是，我在電報上所說的都被實現了，而君主號也因此變成了和平的傳播者而不是毀滅者。許多年後，我在伯明翰的一個小型宴會上碰見布萊特先生。我告訴了他我就是當年那個給他發匿名電報的人。他非常地驚訝於我為什麼沒有附上署名，並表示他當時心裏也正想這樣做。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
在美國內戰時期，當聯邦需要朋友的時候，他是聯邦的朋友。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還活著的公眾人物，同時也是我爸爸的偶像。剛開始他被指責為狂熱的激進分子，但是他仍然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直到他最終獲得了國民的支持。主張和平的他一直都不讚成克裏米亞戰爭。索爾茲伯裏勳爵後來承認，英國在這場戰爭中押錯了賭注。我非常榮幸布萊特家族以朋友的身份允許我用一個曼徹斯特·布萊特的雕像的複製品放在國會中來取代原來的已經破舊了的雕像。
早期的遊曆使得我對英國和平協會產生了興趣，並且還多次參加了他們的會議。後來，我又跟克裏默先生所創建的議會聯盟走得特別近。克裏默先生是議會中著名的工人代表。我們活著的人當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裏默先生的。當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8000鎊獎金之後，他自己僅留下1000英鎊作急需之用，其餘的錢全部都捐給了仲裁委員會。這是一種高尚的奉獻精神。真正的英雄視錢財如糞土！克裏默先生每星期隻能從他所從事的議員工作中獲得僅夠在倫敦謀生所需的薪金，但他卻將一筆已經到手了的巨款捐給了和平事業。這就是最高境界的英雄氣概。
1887年，我有幸能在華盛頓將仲裁委員會引見給了克裏夫蘭總統。克裏夫蘭總統熱情地接見了仲裁委員會委員，並向他們保證會真誠與他們合作。從那天起，我變得尤為關心如何避免戰爭的問題，以致忽略了任何其他的問題。第一次海牙會議中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令我大為興奮。為了號召裁軍（雖然現實證明了隻是個夢想），它成立了指導實務的永久特別法庭來解決國際糾紛。我看見人類邁向和平以來所走的最大一步，而且這一步好像是出於靈感而並不是經過很多先前的討論後所作的選擇。難怪卓越的想法往往都會使會議處於迷惑的狀態。
如果霍爾斯先生能夠活到今天（他的死曾經讓我深感悲痛），他將會作為安德魯·D·懷特率領的代表團的一員來出席即將召開的第二次海牙會議。我覺得這兩個人非常有可能促成為避免戰爭所急需的國際法庭的成立。正是這位霍爾斯先生曾經帶著上級的指示從海牙連夜趕往德國會見了德國的皇帝和外交大臣，最終成功地說服了他們同意最高法院的決定，並且不以撤出他們的代表團以示威脅。這也是霍爾斯先生配得上稱為人類服務最偉大的人之一的原因。唉，可惜他確在仍充滿著青春活力的時期就去世了。
國際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將會成為世界曆史上最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之一。它將對那些殺害同類的人敲響喪鍾，因為他們犯下了十惡不赦的罪行。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和平會降臨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天恐怕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遙遠）。在那個時代，很多至今被我們稱讚為英雄的人物將被世人遺忘，因為他們並沒有推行用和平和善良來取代戰爭。
當安德魯·D·懷特先生和霍爾斯先生從海牙回來之後，曾向我建議創立一個基金會，在海牙建一座和平教堂。我給他們說我不會那麼自以為是；如果荷蘭政府能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我會很高興地考慮的。他們表示懷疑，說人和一個政府恐怕都不會這麼做。我說我也不會這麼冒昧地去做這件事的。
最後，荷蘭政府還是通過它的公使蓋弗斯男爵，在華盛頓向我提出了這個要求。我很高興，但是，在我寫給他的信中，我還是很謹慎地說我一定會對荷蘭政府的彙票及時承兌。我不是直接把錢寄去的，而是荷蘭政府的人直接從我這兒把錢取走，那張150萬的彙票成為了一個紀念品。任何一個人能夠做一件那麼高尚的事情--能夠為建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聖的建築，因為擁有最神聖目標--盡自己應盡的義務，自己都會覺得受寵若驚的。除了聖·彼特的，我覺得它比任何一個其他標榜上帝的偉大和神聖的建築更有意義。正如路德所說的：“我們不需要伺候或拯救上帝；他不需要從我們這裏得到任何幫助。”建這個教堂的目的就是為了帶來和平。至少，我與路德和富蘭克林有著同樣的感覺：“對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為人類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