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萊斯頓家做客，他給我的《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一書以較高的評價。他建議我抽出上午，和他一起參觀他的新圖書館，我們兩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書（他從來不允許別人碰他的書）。我在書架之間徜徉，發現了一本很獨特的書，於是我向在我遠處站在梯子上整理書卷的朋友喊道：
“格萊斯頓先生，我發現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親的朋友寫的。我小時候還認識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說，“再往左三或四本書那兒你會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寫的書。”
我按他說的做了，看見了那本書《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在我找到本書之前，就聽到了來自梯子上方傳來的熱情洋溢的聲音：
“麥加對伊斯蘭教徒有意義，貝拿勒斯對印度教徒有意義，耶路撒冷對基督教徒有意義，所有這些就是丹佛姆林對我的意義。”
聽到那些聲音的片刻，我意識到這些是我當年在南邊從遠處第一眼瞧見丹佛姆林時所產生的感覺。
“你到底怎麼弄到這本書的？”我問，“我寫完這本書時還沒有認識你的榮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給你寄過這本書了。”
“對啊！”他回答，“那時我們還沒有相識，但是有人，好像是羅斯伯裏，和我提過這本書，我就派人去取來這本書，而且讀得非常高興。那裏邊對丹佛姆林的讚美深深打動了我以至於我一直對它念念不忘。至今都無法忘懷。”
這件事發生在我寫完這本書的八年之後，也從另一個側麵證明了格萊斯頓先生美妙的回憶。作為一名虛榮的作者，也許我應該請求得到寬恕，我必須承認我非常感激他對我這本書給出的極高的評價。
那些星期天以“聖經的朗讀者”出現在公眾麵前的政治家們，很容易讓人對其動機產生懷疑。我承認在我和格萊斯通先生很熟之前，我偶爾也會產生這個想法。這個機警的老紳士至少應該能想到這樣的露麵會對他拉選票沒有什麼益處。但是當我了解了他的真正的性格之後，所有這些想法都消失了。他是如此的虔敬和忠誠，甚至在他的日記中也體現了這一點。當他在下議院中用了幾個小時對預算問題所作的陳述獲得了大家的認同時，他“明白以上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參考莫利的《格萊斯頓的一生》）。就像能夠拒絕其他眾多信念的人那樣，努力隻堅信一種未知力量來支持信仰，這個信仰必定是對他真正地產生了持續的影響，雖然這可能會震驚其他人的想法--難道我們人人都能夠大膽地設想造物主會考慮到格萊斯頓預算案，這頂多隻算是地球上的斑點那麼大的事。這樣想好像會遭天譴，然而我們知道對於格萊斯頓先生來說他的想法剛好相反--宗教信仰是不存在神的直接代言人來替神完成他的工作的。
1887年6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萊恩先生和我約好去在皮卡迪裏的沃爾頓與格萊斯頓和他的夫人一起共進晚餐，這是布萊恩第一次見格萊斯頓。我們坐上了馬車迅速地從酒店出發，但是人群太擁擠了以至於我們隻能在聖·詹姆士街上下車。我們走到人行道上，布萊恩先生在後麵跟著，我找到一名警察告訴他布萊恩的身份和我們要去的地方，並問他是否能夠帶我們到那兒。他做到了，一路上幫我們在擁擠的人群中開路，我們就跟在他後邊。但我們趕到沃爾頓時已經快九點了。我們11點之後就分開了。
格萊斯頓先生解釋說他和他的妻子本來是能夠從海德公園到這來的。但他們希望我們回到他們住的地方（在卡爾頓特瑞斯），同樣的路線。布萊恩和我就在想我們應該享受在回酒店的路上擠過人群的機會。我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當我們緩慢地經過改革俱樂部時我聽到了一些人說話的聲音從右邊的大樓傳來。我給布萊恩說：
“這是格萊蒂頓先生的聲音。”
他說：“這不可能。我們剛剛和他分開回他住的地方。”
“這不重要，我隻知道我認人的聲音比人的長相更準，我確信這肯定是格萊斯頓的聲音。”
最後我們往回走了幾步，在那棟房子的附近我們發現了格萊斯頓先生和他的同伴。我們一起逗留了幾分鍾，他小心翼翼地不讓他的頭和臉從鬥篷露出來。那時已經大半夜而且他已經80歲了，還像孩子一樣。在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經安全到家之後，他決定和我們一起共進晚餐。
格萊斯頓和布萊恩在晚餐中的談話主要圍繞英國和美國之間議會的進程的不同而展開。整個晚上，格萊斯頓都在反複地詢問布萊恩先生作為演說者的期間眾議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決問題”--不受限製的討論。這個給格萊斯頓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間，我們還不時地拓寬談話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