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性的角度，人是算計的動物。人人都在算，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算計成功。在人與人的算計中，也是存在境界高低之分的。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級別：
第一級算計：以力服人。
第二級算計：以理服人。
第三級算計：以財服人。
第四級算計：以養服人。
第五級算計：以愛服人。
在非教化時代，以力服人是最普遍的，每個人都長了100多斤，而其中有少數更是長得五大三粗，因此，在相互爭奪利益時，有力的人就能憑暴力征服對方。關於這個問題，你隻要看春運擠火車就知道力量的好處。
暴力製勝首先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暴力，如果甲沒有勝算，就會想辦法多找幾個人去對付乙。但乙也不傻，也有可能叫上更多的人來對付甲。如此以來雙方為了增加自己的勝算，便會使暴力不斷升級。於是，本來原初隻是兩個人的暴力衝突，而後逐漸升級為幾個人對幾個人的暴力衝突，依此類推，逐漸演化為二派鬥爭，再是團隊鬥爭，再是民族鬥爭，再是國家鬥爭，再是多國集團鬥爭。戰爭的來源必然是始發於兩個小人的利益鬥爭，而後是鬥爭雙方想戰勝另一方采取“綁架“親近的人入夥的方式而導致矛盾飛速升級。
如，邊界區有二個小孩打架，有可能升級為雙方父母打架，再升級為父母雙方的親朋群體打架，再升級為兩個村莊的打架，再升級為二個地區的戰爭，再升級為二個國家戰爭，最後升級為世界大戰。
隨著暴力的升級，雙方都必然會有人死，而且死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多。人是聰明的人，在不斷以暴力服人的過程中，發現暴力不僅很危險，而且有時還無效。完全有可能自己在暴力中死亡，完全有可能賠了夫人又折兵。於是聰明的人便開始對暴力反思，開始新的算計，尋找新的出路。
《天下事》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群人，不務正業，專門從事搶劫，可稱之為土匪。他們先是流動搶劫，從鄉村到城鎮，搶一陣子就換一個地方。日子過得雖然有滋有味，但風險太大，隨時有被受害人致殘或被官府捉拿處死的危險，劫匪們已經失散好幾個兄弟，心底裏也渴望能夠穩定下來。
後來，他們在流動的搶劫中發現了一座高山，算得上一塊風水寶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山上有居住環境，還有一個風光旖旎的湖泊。於是劫匪們就在這瑞安營紮寨，白天下山搶劫，晚上在山上休養，一度過得非常逍遙。
但不久。劫匪們發現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拋荒，他們不得不麵臨無米下鍋的窘境。在這種情況下。劫匪們圍坐在一起，共商大計，最後他們決定以稅代搶。第二天就派人與山下的居民約定，他們以後不搞搶劫了，而是代收保護費：養牛一隻，月繳五角；養豬一隻，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後繳穀一鬥……收這些費的目的是保護居民們的正常勞動生活和生命財產安全。如果有內部搶劫發生，他們負責懲辦；如果有外來搶劫發生，他們負責追擊。
這不正是公共權力的雛形嗎？這也不是憑空設想，李自成就是這樣一位先從惡後從良的土匪。按《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李自成開始起義的時候，是一個地道的土匪，一路上燒殺搶掠，席卷半個中華。“然誌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後來，他接連打了幾次大勝仗，旗下的兵馬達百萬之眾，覺得自己可以得天下了，於是行為大變，甚至秋毫不犯，“自成下令日：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據說，提出稅率是從土匪的搶奪率自然演化過來的經濟學家，便是從中國土匪棄惡從良的故事中得到的靈感。看來，暴力也不是絕對可怕，它存在著向好的東西演化的可能。
在全球合作的今天，許多人發現，暴力有效的地方越來越少，更何況使用暴力時風險特別大，於是聰明人開始尋找更有效的方法，找來找去，有人便找到了以理服人。
在人與人的博弈中，有時是不方便直接使用暴力的，如甲乙兩同事有了意見，兩個人礙於情麵，沒法一開始就使用暴力，但甲方對乙方的行為十分惱火，於是他找到領導，領導隻好介入，先問清矛盾的來龍出脈，再找出乙有理，而後策略性的用道理勸說甲。甲顧忌領導的麵子和自己的工作穩定，心理雖不爽但也隻好勉強答應，衝突到此為止，否則給臉不要臉，難堪的無理的反而會是自己。於是，問題很快就得到了解決，同時還回避了使用暴力。
不過，“理”也有不足的地方，許多理並不是真理，而是帶有偏見的，而是代表強者的。如許多國家的政權是為統治者服務的，許多單位的製度是為老板服務的，許多家庭的禮儀是為父母服務的。因此，以理服人中的那個理並不能公平、公正地處理問題，並不能真正服人。找理隻是強者算計弱者的一種策略。如聯合國就是在這樣的算計下產生的，單位製度也是在這種利益算計中產生的。
總而言之，以理服人中的理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暴力。就如法律判刑殺人一樣，法律本身也成了暴力。新問題又產生了。而且有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又說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