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義不容辭的職責也使我們都堅持認為，伊朗和朝鮮這樣的國家並不服從遊戲規則。在法律被蔑視的時候，那些聲稱尊重國際法的國家不能轉移自己的視線。那些關注自身的安全的國家不能忽視中東和東亞軍備競賽的危險。那些尋求和平的國家不能袖手旁觀其他國家增加核戰爭武裝。
對那些用酷刑和虐待本國人民的政權來講道理是一樣的。實行種族滅絕的達爾富爾，實行係統性豪奪的剛果以及實行鎮壓的緬甸必須付出代價。是的，會有約定；是的，會有外交——但如果這些失效仍然必須承擔後果。我們越是團結，我們就越不可能要在武裝幹預和壓迫同謀之間抉擇。
這就把我帶到了我要談的第二點，我們所尋求的和平的性質。和平不僅僅是沒有可見的衝突，隻有建立在內在權利及個體尊嚴的基礎上的和平，才能真正持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是這種認識激發了《世界人權宣言》起草者。在毀滅之後，他們認識到，如果人權得不到保障，和平就是一句空話。
然而很多時候，這些話被忽視了。某些國家，不維護人權，就以這是所謂的西方原則為借口，說這些原則不適用與當地文化或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而長期以來在美國，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一直很緊張——這一緊張暗示著一個抉擇，即在狹隘地追求利益和持續地在全世界推行我們的價值觀之間的抉擇。
我反對這些選擇。我認為，和平是不穩定的，有的地方公民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能夠無所畏懼地選擇他們自己的領導和組織。被抑製的怨恨逐漸化膿，鎮壓種族和統一宗教的壓抑將導致暴力。我們也知道，隻有相反才是對的。隻有歐洲變得自由了才最終實現了和平。美國從來沒有對一個民主國家發起戰爭，而我們最親密的朋友往往是保護其公民權利的。無論怎樣無情地定義，美國關注的以及世界關注的——都不是為否定人類的願望而服務的。
因此，即使我們尊重獨特的文化和不同國家的傳統，美國將永遠為那些普遍願望發出聲音。我們將見證像昂山素季這樣的改革者的安靜尊嚴，見證那些麵對毆打仍然扔掉選票的津巴布韋人民的勇氣，見證那些在伊朗街頭默默遊行的數十萬人民。這告訴我們，這些政府的領導人比擔心其他任何國家的權力更擔心本國人民的願望。明確這些運動，這些希望和曆史的運動，他們有我們站在他們這一邊，這是所有自由人民和自由國家的責任。
讓我這樣表述：對人權的促進不能僅僅靠規勸。它必須加上艱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與專製政權接觸極易使人憤慨。但是我也知道，沒有推廣的製裁，沒有討論的譴責，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是步履蹣跚。任何專製政權都不可能走向一條新路徑，除非它有選擇可以麵對一個開放的大門。
教皇約翰·保羅與波蘭的條約不僅為天主教會，而且為像瓦文薩一樣的勞工領導人創造了空間。羅納德·裏根在武器控製和改革方麵的努力不但改善了與蘇聯的關係，並且為整個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增添了力量。沒有什麼簡單的公式。但我們竭盡所能平衡隔離和接觸、壓力和激勵機製，以使人權和尊嚴同時得到推進。
第三，公正的和平不僅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還必須包括經濟保障和機會。真正的和平，不僅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而且還應該是需要的自由。
缺乏安全，發展不會生根發芽，這無疑是正確的。在人類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潔淨水、藥品和住所的地方，安全無疑並不存在。安全也不存在於孩子不能獲得適當的教育、沒有工作來維持家庭的地方。缺少希望的社會將從內部腐化。
這就是為什麼去幫助農民養活他們的人民、幫助那些國家教育孩子、照顧病患並非純粹是慈善事業。這也是為什麼世界必須團結起來以對抗氣候變化。如果我們不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科學的爭議，我們將會麵對更多的幹旱、饑荒，更大規模流離失所——而所有這些在未來的數十年中都將點燃更多的衝突。因此，不僅僅是科學家和環保主義者在呼籲迅速和有力的行動，我自己和其他國家的軍事領導人也意識到我們的共同安全正處在緊要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