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我出生前說起。
我父母大字不識幾個。父親楊五成，小學六年級畢業；母親林蘭芳，四年級沒念完。
當年上山下鄉那會兒，城裏的知識青年們，興衝衝地背起行囊朝著農村進發，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傳播種子。再後來，不管你是願意是不願意，也不管你是高興是不高興，全被一股腦兒踢到了農村。
在這些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中，知青成了一個時代的標誌。然而在這些名符其實的知青裏，卻還有一小群不為人所知的“偽知青”。他們沒有知青的名頭，也沒有知青的學識，出於各種原因，與知青們坐上了同一輛開往未知的班車。
都知道知青們苦，然而這苦都是從知青們嘴裏說出來的，不管是不是真的苦，至少他們可以說出來，讓別人知道讓別人同情。可是“偽知青”們的苦，卻沒幾個人知道，他們既不會寫也沒人願意聽他們訴說。
他們永遠沒有回城的那天，因為他們本就來自農村；他們也沒有選擇，事事都得衝在最前麵；他們更沒有前途，因為沒有文化不懂規則。楊五成和林蘭芳，就是那些有苦不能言的偽知青之一，隻是誤打誤撞，被貼上了有誌青年的標簽。
要說起來楊五成和林蘭芳都算不上什麼有誌青年。
楊五成在家裏排行第五，是最小的一個，家裏也沒什麼田地，那時候還沒實行改革開放，想找個工作什麼的幾乎不可能，於是五成跟著四哥兩人雙雙坐上了插隊的末班車。
林蘭芳是家裏的老大，二十大幾的人了還沒出嫁，一心想等自己的意中人，她父母哪肯同意，四處張羅著要給她介紹。大概當時受了先進思想的鼓動，林蘭芳不願意接受包辦婚姻，一氣之下就偷偷上了車。也是機緣巧合，兩個天南地北的人被安排到了同一個連隊。
因為勤勞肯幹，楊五成很快被提了班長，而他的四哥卻是個好吃懶做的主兒，一門心思想著如何才能弄到個漂亮媳婦。林蘭芳長得清秀，整個連隊裏就數她一支獨秀，四哥整日裏想的就是怎麼才能把林蘭芳娶回家。
當時雖然也提倡自由戀愛，可那是對城裏人說的。鄉下人一沒學過文化，二沒見過世麵，根本開不了這口，隻能去找隊裏的領導介紹。
一天夜裏八九點鍾的時候，四哥提著一瓶白酒半斤燒鴨，敲開了連隊支書李文富的家門。
李文富三十來歲，是較早下鄉的知青之一，瘦高個頭，鼻梁上架著幅杯底厚的金絲眼鏡。在隊裏一幹就是八年，左等右等也沒等來回城指標，後來幹脆不等了，留在連隊裏怎麼說也是個領導，回去後還不知道能安排個什麼工作。
李文富打開門一看是四哥，見他手裏還提了瓶酒，心裏估計準沒什麼好事兒，伸手推了推掛在鼻梁上的眼鏡，問：“老四是你啊，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兒？”
四哥陪笑著說：“沒……沒什麼事，這不是……剛買了瓶酒，一個人喝也沒意思，找您借張桌子！”
李文富在隊裏是出了名的好酒，雖然酒量不怎麼樣，但是逢酒必喝。
他雖然知道這四哥肯定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但這送上門的酒不喝白不喝，況且他也想知道這四哥心裏有什麼花花腸子，就故做親和地說道：“哦，那進來吧……”
酒肉上桌，李文富先自己幹了一杯，四哥本想誇上一句，他卻先開口問道：“老四啊，你來這隊裏也有段時間了，平日裏幹活沒精打彩的，這怎麼行……要多學學你弟弟，你看他才來了多久，就當上了班長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