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韋小寶也該走了。今天是大軍出征的日子，同樣對於韋小寶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韋小寶早早的起床收拾好了一切，帶著眾女走向了碼頭，現今的碼頭早已人山人海，人們都來送這位英雄。
韋小寶穿著自己的盔甲來到碼頭沒有接受老百姓任何東西，直接的走向船上，回頭喊道“全軍開拔”。便指揮船隻前往揚州。這一行就是860公裏路。
韋小寶在船上看著越來越遠的天津港，回頭走回了船艙。渾渾噩噩好久，正在眯睡著的韋小寶聽到了來自船上甲板的呼喊聲“揚州到了，我們到揚州了······”。
韋小寶穿好衣服走出了船艙來到了甲板上，眾女見韋小寶來到了甲板上，便都圍了過來道：“小寶，我們到揚州了。”韋小寶點點頭看著揚州的北麵道：“恩！終於到了，不過大戰也要開始了。”
“咚”一聲響聲，韋小寶等船一靠岸便跳了下來不顧揚州百姓的詫異和指指點點對著船隊喊道：“眾軍聽令，速速下船結隊，接手揚州防務。”隨後便看見了一隊隊的士兵跳下船來，迅速的結隊跑向了揚州城的四門。
揚州，原為古代九州中的一州，首先是一個區域的總稱，直到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改吳州為揚州，從此以後，揚州才開始享有它的專名。
揚州是與運河同齡的一座城市。春秋初期，“吳城邗，溝通江淮”（《左傳》），吳王夫差開鑿了邗溝，也成為大運河上最早的河段。
漢代的揚州稱為廣陵。西漢初年，劉濞被封吳王，“采銅鑄錢”、“煮海為鹽”，為了方便鹽運，開挖“茱萸溝”，是為古運河上最大的一條支流。
在漢朝諸侯方國時期，揚州迎來了它的第一個繁榮時代。南朝宋文學家鮑照的名篇《蕪城賦》，具體描繪了這種繁盛：“全盛之時，車掛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禦道，樹以柳”。這是對邗溝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擴修整容。由此以後，數十百萬石的漕糧物資，每年經由邗溝，運往關中。邗溝也成為朝廷的一條重要的經濟與軍事生命線。
關於隋煬帝開挖運河的目的與功過，自有史學家去做探討；但開挖運河的成果，在客觀事實上，卻為後世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如唐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詩中所說：“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隨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地處南北運河與長江交彙處的揚州，自然成為東南地區的第一交通樞紐。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地位日漸凸顯，也帶來了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揚州在唐朝迎來了它前所未有的一個鼎盛時期。“時號揚、益，俱為重藩”（唐武元衡《奉酬淮南中書相公見寄並序》）；“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唐盧求《成都記序》）；“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五九）。這些文字，無一例外地給予了揚州極高的地位。《成都記序》裏的評價稍有區別，也無非是第一第二的較真，毫厘之間，無關宏旨。而讚揚者則極盡誇揚之辭，甚至認為，普天之下，就連月亮，揚州都要占取2／3，月亮也以揚州的最圓、最亮。
唐時揚州的商業十分繁榮。所謂“俗好商賈，不事農桑”（《舊唐書·李襲譽傳》），這是唐太宗貞觀年間的事情；“揚州地當要衝，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舊唐書·蘇瑰傳》），這是武則天長安年間的事情；“富商巨賈，動逾百數”，這是晚唐羅隱《廣陵妖亂誌》裏的描寫。在揚州的商業領域，最活躍的要數鹽商，次者是茶商，其三是珠寶商。大批的外國商人居住、活動在揚州，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在當時的揚州，開店經營著珍寶、貴重藥材、象牙、犀角等。唐朝政府對外資的貿易經營，也給予了種種保護與照顧。其時，揚州已經具備了國際化都市的規模與氣度。
揚州在清朝的前中期，再度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麵，成為當時全國極其著名的商業城市。個中原因，無非還是它的水運樞紐地位，南北漕運的咽喉，以及中部省區食鹽供應的重要基地。明清時期，兩淮鹽業在全國鹽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明人宋應星估計，明朝萬曆時，揚州的鹽業資本，約為3000萬兩。清朝，據汪喜孫的估計，則為七八千萬兩。而根據有關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戶部庫存銀為7800餘萬兩，揚州鹽商手中的資本，幾與之相埒。漕運的發展，鹽業的興盛，對於揚州的商業、手工業，也起到了促進帶動的作用。四處可見的綢緞鋪、茶館、酒樓，工藝漆器、玉器、鏤金器、鑲嵌器、刺繡、檀類器物、香粉，以及銅器、木器、竹器等日用品生產業的發達，足可以見出當時揚州城市的整體消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