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保障民權，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明文列入政綱。其後二、三、四各次全代大會，均有決議。對開放政權一事，自四代大會時即有醞釀。餘此次自滬晉京，再北上至北平、保定、石家莊、太原、張家口等處，複南返往京，奔走五十餘日，所從事者，即為抗日與開放政權兩事。此兩事者，在今日為最重要，亦最平常。重要之義甚明顯，所謂平常者，即全國民眾一致之要求，並無若何過高之陳義。中央負責同誌均表示誠意讚同，故有提早召集國民大會之議。
至北方軍事近況，黃河以北駐軍達餘萬，在長城沿線及察哈爾各地前敵者，亦近萬，兵力不可謂不厚。北方民眾及軍人以前對政府抗日之無決心無布置頗有怨望，至熱邊戰事發生，政府既決心抵抗，且亦有相當布置，然終嫌其不足，而致熱省淪陷。今後希望政府有整個之計劃，否則任令各地方作局部之應付，雖然亦足以表示民氣，但於整個局麵而無濟。餘在保定、南京，晤中樞各負責要人，悉中央對日確具九·一八事變（又稱沈陽事變；日本稱滿洲事變，因中國東北被日本稱作滿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戰的日本軍部地位上升，導致日本走上全麵侵華的道路。這次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
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圖為日軍蓄意製造柳條湖事件的現場。
關東軍指揮部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甲級戰犯。日本岩手人，陸軍大將，曆任陸軍大臣、駐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駐朝鮮軍總司令、第七方麵軍總司令。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並與土肥原賢二建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
土肥原賢二（1883—1948），日本陸軍大將，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第三代特務頭子，建立滿洲國和策劃華北自治的幕後人物，以豪爽重義聞名於舊中國官僚間。有東方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之稱。後任日本第十四師團長，參加蘭封會戰，升認第七方麵軍司令，教育總監，第一總軍司令，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第一個被處以絞刑。
日本關東軍進攻北大營
決心，亦已從事整個準備。惟因種種事實之關係，其力量尚不能於極短時期內為國人所共見耳。至相當時期，必可奪回熱河。
餘返滬後，聞種種謠傳，謂政府有與日本妥協之訊。餘敢言政府以往設施，雖有可議，然決不至糊塗至於如此。據餘在京時與各要人所晤談，均表示堅決之態度，萬不至改變如此之速。惟國民雖不可輕易為謠言所惑，然對政府之監督，亦不可一時放鬆也。
據上海《申報》（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
《察哈爾抗日實錄》序
（一九三三年九月）
是書痛史也。憶十四年春，餘隨中山北上籌策國事，不幸總理上賓，諸友乃相約分馳各地謀大舉。餘遂走張垣，識煥章馮公。公瑰傑宏放，並世寡儔，治軍嚴整，出時下諸帥上。然其好學不倦，則尟有知者。馬廠首義，承德旋師，固大有造於國家。迨北伐軍東出，複率宿將徇秦、豫，略燕、冀，全局以定。二十年，日軍入寇，舉國震動，中樞束手，公義憤不可遏，請纓未獲，於邑如泰山，旋赴張垣。適日軍更犯熱河，東北軍望風卻走，中央軍、晉軍西退，不戰棄地，國人呼號卒無濟，形勢危急未有甚於斯時者。公懼國之亡，念民氣可用，奮起禦侮，愛國之士，遐邇從之，倚公若長城，舊將義軍，鹹集麾下。於張垣開軍民大會，共決大計，國人響風，士氣益振。收潰亂之眾，成節製之師，遂克察東諸郡暨多倫重鎮，日軍落膽，舉國歡騰。公之業誠偉矣。方期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就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同日，馮玉祥委佟麟閣暫代察哈爾省府主席，派吉鴻昌任察哈爾省警備司令。5月28日，吉鴻昌、佟麟閣、高樹勳等14名將領自張家口聯電馮玉祥響應抗日，以“保我河山，複我失地”。圖為馮玉祥向抗日官兵發表講話的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