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用來實現社會正義的，但在基本隔絕或遠離社會的學校中。正義如何實現？當教師（或政教處）享有對學生的絕對處置權時，正義又如何實現？
具體來說，小明跑車被竊，警方無法實現正義，這是無奈的結果，隻要竊賊不落網，正義便無法實現，好在警方已筆錄，筆錄代表警方受理，至少可以寬慰一下受害人，使受害人對正義抱一絲希望。而校方卻斷絕了受害人的一切希望。
當小明告訴教師失車一事，教師說：為什麼要騎那麼好的車，紮台型，讓你媽再買一輛。我們發現教師語言中明顯表露三層意思：1．拒絕受理；2．嘲諷與批評受害人；3．幸災樂禍。姑且不論教師的嘲諷、批評、幸災樂禍，我們來分析教師的不受理。為什麼不受理呢，估計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無能為力，警方尚且無能為力，何況校方；二是非職責範圍，政教處不是保安處。教師對此類“無頭案”的不受理，完全有理由，如果政教處教師此時有錯，錯在對小明的態度上，小明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反問句不是用來表達尊重的，“紮台型”連中性詞都不是，提小明的母親更是刺激性語言。
那麼，小明，一個平時老實的孩子，鬥膽踏進政教處，他來尋找什麼呢？作為受害者他來尋找正義，在他心目中，有事總是找老師的，他以為教師可以給他正義。他沒有料到，教師和學校機構不能給他正義，他連同情也沒有得到，可以想象當他悻悻地離開政教處時，他幼稚的心裏已經認為，這個世界裏沒有正義。他一定很失望，終於決定由他自己通過“報複”行為實現正義。可他又萬萬沒有想到，他竊車卻被發現，這時，政教處卻充當了一回申張正義的角色。使他感覺到不公平，受處罰後，他與“強者”廝混，求助於他們，以為在這樣的群體裏是安全的。
作這樣的分析，是在假設，如果學校能幫助受害學生尋找到正義，便可以阻止事件進一步惡化。這個假設應該是成立的，因為客觀上，許多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最初都是受害者，這些學生要麼從來不信任學校會幫他們實現正義，要麼開始信任學校，後來發現學校不值得信任，進而都認為事實上沒有正義，終於鋌而走險。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以下事例：
有學生被打，受害人到教師辦公室告狀，教師不作處理，卻訓斥受害人：“你不惹別人，別人會打你嗎？”有時即使處理，也不痛不癢，是非不分，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有學生被“拗分”，告訴老師，老師一本正經教育受害人：以後注意，要吸取教訓，早對你們說過了，身上不要帶零花錢，就你錢多！
上述情況發生在校內是再普通不過的，這樣普通的事都無法實現正義，都需要受害人為尋找正義花費不該領受的“成本”，更何況在一些教師對學生權益的“侵犯案”中，受害人要支付更大成本。長期以來，尋求正義的成本過高，阻礙了中國社會的法製化進程，也養成中國人息事寧人或揭竿而起的兩重人格。
可客觀上，學校又無法為每個受害者尋找正義呀！不，不對。小明到政教處其實是去尋找主持正義的力量，如果校方正準備以積極的態度代表這種力量，並使受害人感受到正義的存在，或許，小明的一生會走另一條路。
如果學校不能代表這種力量，那麼，能不能像對待一個陌生的受害成人一樣對待小明呢？有時，人僅僅需要一點同情，一點點就夠了。
家長會上口無遮攔
有些教師在家長會上，滔滔不絕，口無遮攔，有什麼說什麼，想到哪兒說哪兒，看似率真，胸無城府，其實是走入了家長會的誤區。
家長會最忌諱教師高高在上，毫不顧及家長們的平等身份，蔑視他們的人格尊嚴，不能客觀全麵地看待並介紹學生情況，使他們失去正確的家庭教育方向。
其具體表現主要有：
（一）出言不遜，自討沒趣
有這樣一件真實的案例。
早晨，王校長剛上班，就發現校長室門口等著好幾個家長。王校長心裏“咯噔”一下，壞了，大概又是來告狀的。果然，家長隻是簡單講了幾句，王校長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原來這些家長都來自初二（1）班，班主任秦老師昨晚剛剛開了一個家長會，總結期中考試的情況。初二（1）班是年級裏的一個好班，學生成績比較好，家長期望值自然也比較高。秦老師大學畢業剛兩年，教學水平還是不錯的，就是脾氣太急。這次期中考試，（1）班的成績比上學期有所下滑，從年級第一跌到年級第三。家長聽到這個情況，心裏已經有了想法，沒想到家長會上，秦老師先下手為強，把家長們狠狠批評了一通，還點名批評了幾名拉班級後腿的學生，說他們家長隻顧自己賺錢，根本不管學生，還影響了班級名次。秦老師的話一出口，家長馬上嘩然。以前（1）班成績好，秦老師態度差一點，家長也就忍了。現在學生的成績不理想，秦老師不反思自己帶班的問題，反而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家長自然不能忍受。那幾個被點名批評的家長當場發難，說：“秦老師，個別學生成績不理想，家長固然有問題，班級成績滑坡，任課老師和班主任難道就一點問題都沒有嗎？”秦老師措手不及，她沒想到家長居然會質問老師，就反駁了幾句。結果造成家長的情緒更加激烈，一時間群情憤慨，秦老師抵擋不住，逃回辦公室哭起來。而不依不饒的家長第二天一早就來到學校，要求校長給個說法，也給全體家長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