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一百多年前的現實：在西方式現代學校育才係統還沒建立之前，由過度期的漸進式的“科舉改革”，忽然變成徹底“廢除科舉”，這應該是一個極其武斷的舉動。這個邯鄲學步式的盲目舉政，隻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係統間，胡亂拆東補西而已。在沒有把西方“現代學校”製度建立前，就過早割斷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社會的大動脈，這等於中斷了社會精英補充社會上層的唯一渠道。
當時占中國90%以上農民們的“狀元夢”徹底破碎後，又沒有現代學校育才製度及時取代，人們很自然地不再把讀書、受教育當成關係到前途命運的大事……
由此而開始的一個中國百年文化大斷層拉開序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由於科舉製度在1905年的廢止，從而使這一年成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
正如曆史所表明的那樣，科舉製度的激進改革，起到了與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願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結果。哈佛大學艾爾斯(WilliamAyers)教授，在其著作《中國清代朝廷和教育改革》中說：“一個自唐代以來就延續的製度被輕易地推翻了，它是中國曆史上最重大的改變之一。張之洞幫助和保證了這一舉動，但看來他不久就被他所做的這件事，給震呆了。”
美國學者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獲得一個新的羅盤以前就拋棄了舊的，遂使社會之船駛入一個盲目漂流的時代。”他甚至還認為，中國困難的實質在於，這種過渡階段破壞了久經考驗的選拔精英的程序，科舉製度的廢除，破壞了經典教育，嚴重地削弱了傳統價值的影響。代之以毫無章法可循的局麵。
台灣學者桑兵所著《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同樣稱：1880年代大清的識字率男子為30%～45%，女性為2%～10%，平均識字率在20%左右，這一比例不亞於開始現代化之前的英國和日本。但自世紀末的“大革命”開始後，國民教育狀況每況愈下。到了三十年代，具有小學文化水平的人口隻有17%，農村地區的識字率不超過5%。梁啟超在1915年批評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時說：“二十年來，辦現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識字！”
由於原有社會凝聚機製的急劇瓦解，社會成員從原有的生存結構中脫離出來，又無法被新的生存結構所吸納，從而迅速“遊離化”。這種“遊離化”社會群體，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社會轉型過程構成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並進而引發急劇的社會震蕩。
在清末新政時期，新式學堂的創辦，決非像一舉廢除科舉那樣容易。當時的現實是，由於“地方貧困搜刮已窮，以致一縣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學堂以資教育，官司苟為敷衍，人才坐見消亡。”出現“（書）院（學）堂兩無，中西並失”的情況。
這樣就出現大批既無法進入新式學堂，又無法通過科舉取得功名的“無根人”。民國初年的名記者黃遠庸把這些遊離分子稱之為對社會穩定具有破壞力的“遊民階級”。據統計，到1907年，中國到日本的各類留學生的總數已達7000餘人。
辛亥革命不是中國革命的結束，而是中國20世紀一係列革命的開始。慷慨激昂的紳士們，瞬間便被一字不識的泥腿士兵取而代之，書本換成步槍，知識階層很快被這些沒完沒了的革命、戰爭、暴力和流血徹底埋葬。經過一場又一場“走馬燈”式的短暫、虛假的“民主共和”、“民選議會”、及“大總統選舉”鬧劇後，終於驗證：美麗言辭和偉大理念遠遜色於武力權威。
於是袁世凱堅信“中國唯有皇權可以治理亂世”，於是就向外國借款買槍，過了八十一天“皇帝癮”。張勳隨即也要恢複帝製，可惜身著清軍服的“辮子軍”打到北京後，待的時間更短。
潘多拉的魔盒更加變幻無常，各地軍閥們甚至僅僅為了爭地盤而開始混戰，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地睜大眼睛，矚視著那個“失控”的中國——混亂中這個古老帝國開始解體，蒙古在俄國的主使下率先脫離中國，掠去五分之一的國土，原來的一大片秋葉，被北極熊攔腰嶄斷，變成一隻可憐的殘疾臥牛。西藏、新疆的“獨立運動”緊隨其後，日本的傀儡東北滿洲國差點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