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小芳。這種追憶，不是切切的思念，隻是不經意時，心底就會飄過一點點小芳若有若無的影像。
我於一九七五年高中畢業，那時我們必須自覺自願地俯首於命運的安排，到農村去“插隊落戶”。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產物。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鬧得全國一片混亂，生產力停滯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紅太陽”的革命目的已達到，但四百萬血氣方剛“拿起筆作刀槍”的中學畢業生待在城裏，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看得他老人家心煩意亂，於是揮揮大手，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一時間，全國各地高中、初中的畢業生，熱淚盈眶地響應號召，打起背包就出發，拿起鋤頭作刀槍。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鄉的熱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下鄉再煽高潮。不像“老三屆”的知青，我們不需穿林海，過雪原，去“支邊”，也不用到偏遠的蘇北農村去“插隊”，我們去的隻是近郊的農村或農場。不幸的是，此時已形成製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則是每家“兩丁抽一”。不過這時也體現了進步，這“丁”男女皆宜，決不重男輕女。此外，獨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這樣，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鄉的隻是少數。
這時的人也學乖許多，人人知道“藍天、白雲”下的艱辛。春節過後一開學，學校裏本來就靠邊站的數理化全部取消，下鄉的政治掛帥，大張旗鼓開會動員，小組討論，人人表態，忙得團團轉。班主任家訪，父母在單位被叫去開座談會。
我校還出了個想順杆往上爬的猴，是某軍區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調，隨著“山丹丹那個開花賽朝霞，延安那個窯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窯洞也要住上個南京娃（但願她現在一切都好）。鬧騰得十幾個積極要求上進的同學也跟她報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時已變得透心涼，對台麵上的慷慨激昂不感興趣，表麵隨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幾聲。當然，飯得吃，屎照拉，寫申請書堅決要求到農村安家落戶，紮根山村幹革命的都是家裏“兩丁”中該下鄉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個。一哥留城，一哥下鄉，我成了動員的重點對象。但我對筆、對鋤頭、對刀槍都不感興趣，就像對入紅衛兵、對入團都不感興趣一樣，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幾個月的病退，實在不行後，我“幸運”地搞到一個去國營林場的名額。那年頭，去農場等於吃皇糧，十二元／三十八斤糧票一個月，旱澇保收。於是，一過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縣的一個國營林場的水果大隊，桃子小隊。第一次看見小芳，就被她的美麗、鮮活震住了。那是到農場兩三天以後的一個早晨，我和小李、小劉被分配去給桃樹施肥。當我到達時，遠遠看見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為什麼沒見過她。記得第一天下午抵達分場，幾個同來有幾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場。晚飯後，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裏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達水果大隊。“廣闊天地”在城裏聽起來還有點詩情畫意，空曠的山野，幾十裏不見人煙，走起來令人心寒無比。短小精悍臉色陰沉的程隊長給我們介紹了隊裏所有的人，當時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還暗自懊惱，新老知青中一個漂亮的也沒有，一個個都像蔫了的黃花。
每年開春前，隊裏集肥要“幹塘”，挖出魚塘積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負責挑的，有負責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問：“新來的？”
我老老實實地答：“唉。”
“挑過擔子嗎？”
“沒得。”
“先試試。我和老王挖，你們挑。”她三下兩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擔泥。
小芳是個漂亮的農村女孩，天色無飾，漂亮得健康、自然、樸素。辮子又粗又長，擺動在腰下一點，走路時很有節奏的顫動幅度，恰到好處。一雙不大卻很傳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潔白的牙齒，嘴合起來就像一個紅紅的櫻桃。寬鬆的衣褲掩藏不住那令人羨慕的身材。
小芳的話音像山間的小溪，雖然帶點土，卻非常清脆，和南京人處長了，學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膚色好，淡黃色的皮膚非常細膩，幹活一熱，黃裏透紅，讓人好不心憐。年輕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個人帶活，帶出一輪青春，一種光澤，一種韻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頭的大美人，電影《春苗》裏的形象：健康、敦實，能幹活、能掙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