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我有個家，我的家在北京。
北京的秋天是一幅畫。天空深遠，湛藍，潔淨。黃色的、紫色的、淡綠色的菊花，開在公園暖房裏，開在街頭巷尾，開在四合院人家的窗台上，開在姥姥剪的一串跳舞的小紙人旁。街上飄著糖炒栗子的香味兒，剛上一年級的小孩兒站在招牌前大聲念：“糖炒票子！”在傍晚暮色臨近的蒼茫中，街旁住戶的門縫裏透出一股股蒸白薯的味兒，那是家，家的味兒。秋雨淅淅瀝瀝，如訴如泣。在昏黃的路燈下，舉著一把黑色的傘，踩著被淋濕的黃葉，向前尋覓著，尋覓著不遠處樓上的一個窗口。窗口透出溫暖的光，那便是我的家。
春是一首奏鳴曲。當春的躁動的樂符在車水馬龍的街上，在街心花園的上空，在家裏敞開窗戶的臥室裏跳動時，請你輕輕地、輕輕地按住那顆不安分的心兒，將心兒栓在那隻姥姥做的風箏上。風箏在門前那片小草地上升起，搖搖擺擺越過綠煙般的一行楊柳，迎著春天的日頭向上飛著、飛著。這明媚的光在眯縫著的眼裏旋轉著，跳躍著。驚喜地叫聲不知不覺地也混進了春的奏鳴曲中。“啪”，風箏落在四摟我家的陽台上。家，風箏也戀家。
夏夜，那是夢。溫馨，靜寂，平和。螢火蟲的亮光在黑黝黝的灌木叢中閃閃爍爍。幾個女孩子坐在樂團食堂的台階上，那棵高大的合歡樹下。夜的溫暖的氣息，帶著似有似無的芙蓉花的香味兒，輕紗一樣在周圍浮動著，像夢一樣。“我想當個鋼琴家，穿著閃閃發光的曳地長裙”，建勤說。“我要到北大荒開拖拉機，看看野雞怎麼飛到飯鍋裏”，岩麗說。“我要當摩雅泰，住在竹樓裏給傣族人看病”，這是我的聲音。小英站起來清清喉嚨：“我要當個男解放軍”，擲地有聲。大家都朝她看，都有一個問題，“怎樣才能變成男的？”
“琳琳，回家啦！”姥姥的聲音悠悠地飄過來，從遠到近，又從近到遠。家？那是夢中的呼喚。
冬天的北京，在雪的包圍中變得迷蒙。玉的世界，冷峻，清傲，孤寂。老鴉站在枯樹枝上“呱、呱、呱”，那是冬，寂寥的音響。年根到了，街上掛起了紅燈籠，門上貼上紅對聯。孩子穿上小紅襖，小紅鞭劈劈啪啪地響，一嗓子：“舅舅回來拉！”舅舅一家帶著蘇北的風塵，姨姨一家披著西北的砂礫，姐姐一家渾身散著東北的高粱碴子味兒，一個一個撲進家門。姥姥穿著深咖啡色大團花緞子棉襖坐在上座，看著滿堂兒孫，抿著嘴笑。屋裏熱氣騰騰，玻璃窗上蒙著一片水汽。那是全家在吃大年夜的團圓飯。
“家”，什麼時候變得那麼遙遠，遙遠的好像不曾有過。我曾在秋天的雨夜尋覓家的窗口透出的燈光。我曾像春天的風箏一樣，戀在家的陽台。姥姥曾在夏天的夜晚呼喚我回家。大年夜曾有那麼多那麼多的人聚在家裏吃團圓飯。
家……，我的家在北京，很久很久以前。
藍天白雲的日子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過的。那時的北京城才四百多萬人。古城牆四圍，古城門仍在。藍天高高，白雲淡淡，遠處的西山依稀可見。那時也正值“文革”期間，學生不用上學，擺脫了考試和升學的煩惱——所有學校都關門了。我們一幫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麼是“文化大革命”，趁著不用上學的大好時機，每天就在這藍天白雲下的古城邊，玩得不亦樂乎。
偷桃
在物質匱乏的“文革”時期，小孩都特饞。如果哪兒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處。那時西出阜城門三裏就是農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機關大院西邊是生產隊，還有亂墳崗子。生產隊的菜地裏種著茄子、青椒什麼的。這些玩意兒沒吃頭。要是種西紅柿，那一定絕收——全讓我們給包圓兒了。村頭路口有一排大槐樹，春天一到，滿樹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說那槐花不但聞著香，吃著還甜。這下我們來勁了，手持長竹竿，跑到樹下打槐花。那槐花雖不如水果糖那麼解饞，也有幾絲甜意。於是，我們幾根竹竿一攪和，一樹的槐花被捅下來一半。先坐在樹下吃夠了，然後把剩下的兜回去。臨走還看著樹尖上沒捅下來的槐花，想著下次帶根長點的竹竿或幹脆上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