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兒以後，被迫上學。從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十數年下來讀了幾本書，上過一些課，也應景一般地考過很多回試。但這些經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獨特的、玩的經曆對我有很大影響。
依我看，小學生應當以玩為主，兼學別樣。既要玩得高興，玩出水準，還要在玩中認知世界，磨煉性格。
如此辦教育乃是孩子們的大幸。逃學
逃學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前後，學校裏辦了一個“流氓學習班”，班主任便毫不猶豫地把我送了進去。當時我十二歲，念小學五年級。
“學習班”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都是全校最知名的壞學生，有打架不要命的，有破壞公物狂（打燈泡、拆課桌椅、毀壞門窗），也有小偷小摸的。最多的是擾亂課堂秩序的“害群之馬”。我的罪名卻是：“抽煙，喝酒，唱黃色歌曲，和不三不四的人來往”。
我第一次抽煙，是從我父親那兒偷來的“大中華”，我和朋友躲在門洞裏，像幹什麼秘密勾當。他教我怎樣把煙吸到肺裏去。那天我連抽了兩根，腦袋開始發暈，回家後覺得有點惡心，就拿了一個蘋果躺在床上吃，剛咬了兩小口，便昏昏然睡過去了。後來我們到有梳妝台的人家裏去抽，對著鏡子，練習鼻孔吸入的技巧。
我父親抽煙很凶，看書的時候一支接一支。我坐在他不易察覺的位置上，仔細觀摩。他一口能吸掉整支煙的四分之一，吸過以後，許久許久才有一點點薄薄的青煙從嘴裏或鼻孔漏出來，其餘的皆不知去向。
開始，我和朋友們都認為這是一種技巧，我們反複練習過，沒有成功。
不管把煙在肚子裏憋多久，到噴出來時，仍是濃而色白，且與吸入的煙量大致相等。於是，大家對我父親這種老煙鬼稱羨不已。
事實上，我們抽煙時非常注意隱蔽。一般都是在大力家抽，一邊抽一邊放唱片。大力家剛被抄過一次，房間裏空空蕩蕩，唯獨這架老俄國留聲機幸存下來。有一天正放著《梁祝》，謝雞子兒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喊：“快！警察來了！”餘音未散，警察已進了門。他十分內行地問我們：“聽什麼哪？《梁祝》？”然後直奔留聲機，拿了唱片就走。事後哥兒幾個都是一身冷汗。謝雞子兒說：“操，一耳朵就聽出來是《梁祝》——丫準是個老‘晃兒’。”
我喝酒的曆史比抽煙更長一些。有一陣子我們時興賣破爛兒，我賣的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人民日報》，幾乎一天不漏。大力的二哥抱出來比城磚還巨大的兩本《資本論》，反倒不值幾個錢。其他人從家裏搜到的是什麼，我已記不得了。我們去的是貢院的廢品收購站，賣了錢，直奔東單食堂。大家圍圓了坐一桌，每人要了一大碗散啤酒，頗有點水泊梁山大聚義的架式——“喝罷，將碎銀子丟在桌上，喚店小二自來取去。”
我的班主任姓甄，外號叫“老牛”，小腦袋，渾身肌肉，眼睛隻是兩條縫兒，嘴巴閉不住。他是剛從中學畢業分來的高三學生。在我印象裏，那時所有的中學都正在準備上山下鄉，他為什麼能留在北京當小學老師，不得而知。“老牛”從一開始就看我不順眼。現在回憶起來，根本想不出他教過我們什麼課，是怎麼教的；隻記得他在課堂裏命令我站起來，批評我，一次又一次地逼我寫檢查，或者在遊行（慶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原子彈爆炸成功、抗議蘇聯侵占珍寶島等等等等）時趁天黑人亂踹我的屁股。如今我能寫一點文章，大概跟甄老師當年苦心栽培我寫檢討不無關係。記得有一天中午放學後，他不讓我回家，非逼我寫完一篇深刻檢查不可，然後自己就去食堂吃飯了。教室裏空無一人，我寫了兩行就趴在課桌上睡去。後來一位老師偶然進來看到我，問我為什麼還不回家，大概我的回答相當淒慘，那老師想了一會兒，說：“算了，別寫了，回家吃飯吧！”
那些年北京市公安局經常在工人體育館組織“萬人公審大會”。說是“審”，實際上判決書早就寫好了。先由首長講話：當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但是階級敵人如何如何，然後就宣讀判決。每次必有一批死刑犯伏法。犯人皆五花大綁，腳上戴鐐，脖子上掛著牌子。三個警察，兩個在左右，一人在背後揪著犯人衣領。當念到“×××罪大惡極，民憤極大，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後麵的警察一腳便將犯人踹倒在地，會場上群眾的口號聲頓起：“打倒×××！”“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場麵熱烈，而且極富戲劇性。死刑犯裏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有“現行反革命”、逃亡地主、強奸犯、殺人犯……我至今還記得一位死囚的名字，叫夏杜克。他比我大不了幾歲（那年未滿十八歲），父親是個部級幹部，家裏生活優裕。但這小子卻溜門撬鎖，偷盜成性，就為這，給拉出去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