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班主任“老牛”最不理解的就在這兒：在“流氓學習班”期間，凡有“公審大會”槍斃人，他必命我去參加。問他去幹什麼，他說讓我去“受教育”。人家那兒槍斃人，關我什麼事嗬？我在那兒能受什麼教育啊？就因為我十二歲唱了句“黃歌兒”（“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開多美麗”），離犯死罪可還遠得很哪！是不是覺得我“罪”不“大”，“惡”不“極”，讓我去跟人家多學幾手（受教育），好早日將我綁赴刑場嗬？
後來有一次，應該上午九點在“工體”北門集合，當天正好下起暴雨，我心一橫，騎著自行車奔廣渠門外買新鮮蔬菜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逃學。
不久後的一天，我和幾個初中生去東單體育場打籃球，傍晚餓了，就走到台基廠現在的鬆鶴樓的前身——一家上海小吃店吃飯。不知為什麼，“店小二”看我們的眼神兒當時就不對，等我們點過菜，他又來問我們喝不喝酒，我們就叫了幾瓶“小香檳”。吃喝完畢，我手裏還攥著半個包子，大夥兒就往外走。一出門全傻了：門外居然已埋伏了一幫警察，像夾道歡迎似的，分兩排站著，把我們堵在中間。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就在這家小吃店斜對麵的正義路上，警察出動當然很便捷，但至今我也搞不懂他們為什麼要出動抓我們。就算我們是自己找上門來“太歲頭上動土”，可吃個便飯能算什麼大罪過，犯得著驚動這麼多民警叔叔嗎？我已經忘了他們是怎樣把我們關起來，審了些什麼，隻記得審訊完畢，隔了很長時間，才又有人進來。來人說已經和我們每個人的學校聯係過了，讓我們明天各自找學校工宣隊交代問題。然後他又特別走到我跟前，點著我的鼻子說：“別瞧你最小，你在這裏頭最壞，我已經掌握你的全部情況了，明天張隊長和甄老師找你算賬。”
我們一路往回走，都不說話。我手裏剩的半個包子一口也吃不下去，路過東單公園時，順手扔到樹叢裏了。我想起“老牛”那身結結實實的肌肉，想起他那縫隙似的眼睛，我與這兩道縫隙對視了兩年，卻始終看不到裏麵藏著什麼東西，猜就更猜不到了。我想，我受“萬人公審大會”的教育實在已經受夠了。所有該當死罪的行為：書寫反動日記、強奸、雞奸、通奸、誘奸、猥褻……我也都了然於胸，隻差身體力行了。所以，我已完全沒有必要去學校了……
在我正式逃學的初期，班主任“老牛”仍一心想挽救我。他讓許多同學捎話來，希望我“懸崖勒馬”。下班後，他常常有意騎車繞道我家門前過，企圖把我抓個正著。那時我家附近正在建地鐵，工地上堆著用不完的卵石。我在街角、樹後和門洞裏儲備了不少石頭，隻要“老牛”從胡同經過，我就一陣亂石砸將過去。“老牛”在最後一次終於鎮定下來，他捏住手閘停下車，一條腿跨在車梁上，衝我大喊：“姓顧的，你等著！畢業的時候找你算賬！”架不住石頭不長眼，他喊過後，即蹬車鼠竄而去。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
在逃學的日子裏，我度過了少年時代許多快樂的時光。我討厭學校，也看不起老師。後來我雖然又上過學，但逃學已成了習慣。我所有有用的知識都是在逃學期間自學，或從朋友們身上學到的。學校還常常使我聯想到“萬人公審大會”，至少在當時，學校和“萬人公審大會”的確具有某種相同的氣氛。我雖然逃了學，卻無法從那種氣氛中徹底掙脫出來，至今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