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回到宿舍，我還慚愧得抬不起頭。當大家開始搶西瓜吃，我不搶，沒資格。我心想，如果西瓜不夠，我一定讓別人先吃。可擔心是多餘的，西瓜多得吃不了。有人又想起我的錯誤，說必須懲罰，但不是少吃而是多吃，必須使勁吃那些不太甜的。但最後不光是我，每個人都吃到了絕對極限，再多一口也進不去了。腰帶早就全解開了，幹脆褲子都脫了，隻穿褲衩。每個人都挺著肚子，一點不敢彎，稍一彎嗓子眼就冒西瓜湯。大家剛慢慢地仰麵朝天躺下，又不得不掙紮著起來，去撒尿。廁所燈壞了，就出門到院子裏尿，後來幹脆站在樓門口衝台階上尿。八九個人，八九條水柱，嘩嘩嘩的特別響。然後大約每二十分鍾來一次，都是一起去。覺是睡不成了，雖然挺困。直到天開始亮了，起床的頻率才慢了下來，終於睡踏實了。第二天令人奇怪的是，台階上並沒有尿跡，也沒有臊味，幹幹淨淨，就好像自來水衝洗過的一樣。我們照樣坐在上麵唱歌吹口琴。
沒過幾天，我爸爸突然跑回北京，是四機部借調回來的，參加國防工辦的什麼規劃會議，住在京西賓館。他跑來看我，還帶我去吃烤鴨，但我不愛吃，嫌太肥。又過了幾天，他突然讓我搬家，說跟四機部要了一套房子，還在我家原來住的百萬莊寅區，隻是換了個樓門。我覺得意外，說：你是出差的，還得回幹校，我一個人住一個單元太浪費了吧，再說我現在住得也挺好的。爸爸卻低吼了一句：“好？你再住下去就要變成小流氓了！”爸爸後來告訴媽媽，他來看我住的地方和同住的“哥們兒”就覺得我掉進了流氓窩，然後費了好大勁從四機部要到了房子。他像所有家長一樣低估自己的孩子，總覺得他們變壞都是讓別的孩子帶的。
我們１１１中學７０屆的，原來十個班近五百人，現在隻剩了一百多個，讓人挑剩下的。裏麵有“壞孩子”，一直調皮搗蛋，老師從心裏煩，所以人家工廠一來挑人就使勁說壞話。還有“好孩子”，挺得老師歡心，可惜出身不好，老師說再多好話人家也不要。更多的是“蔫孩子”，從不怎麼惹人注意，出身有好有壞，運氣不濟沒擠上頭班車。還有幾個跟我一樣的，剛從幹校跑回來，誤了車的。另外還有身體實在不好的，怎麼也擠不上車。我們這一百多人縮編成兩個班，後來就幹脆合成一個班，反正到這會兒已經畢了業待分配，想上課也沒了，用不著進教室坐著了。
可學校也不放我們的假，天天得去，挖防空洞，運磚運土，清理校園，成了不要錢的勞動力。我們都裝著挺高興地使勁幹，都怕哪天又要分配了，老師說壞話。連“壞孩子”們也都收斂了不少，都為前幾年沒遠見光顧一時痛快耽誤了前程而懊悔不及。所以我們一百多人都顯得特別聽話，老師也用著順手。學校的活都幹好了就讓我們在院子裏練隊列，誰都沒什麼意見。一九七○年十一天安門廣場的組字又把我們全用上了。於是從九月初到十月一，我們又忙了一個月。那會兒已有跡象，高中大學還要恢複，所以對７１屆、７２屆、７３屆的來說，去組字就不再是什麼光榮任務，而是浪費時間。我們７０屆的反正已經過了時，不怕浪費。
忙過了十一，分配工作還是毫無消息。學校發愁給我們找不著活幹，就到處聯係，終於發現西山那邊的東北旺苗圃需要勞動力，於是把我們打發過去幹活。十月金秋，離頤和園差一站下車，再往北走上好幾裏地。路旁兩排鑽天揚，黃黃的樹葉飄飄地往下落，廣闊的農田看不到邊。稻子收完了，白菜正在收，幾個農民又在用竹竿稻草搭風障，修暖畦，準備種冬菜了。太陽那麼好，天那麼藍，風那麼爽，我們心情都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