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圃屬北京市園林局，所以幹活的都叫工人不叫農民，雖然整天也在地裏跟土打交道。秋天是收樹苗的時候。拖拉機深深地犁一下，那些樹苗就東倒西歪了，我們上去把樹苗拽出來，抖幹淨土，再捆成捆兒，拿草簾子把根部包了，裝車運走。還有挖溝，平地，運白菜，活有的是，閑不著。吃飯呢，跟以往下鄉勞動不一樣了，在人家職工食堂吃，自己換飯票，想吃什麼買什麼。可這是東北旺，農村，所謂的工人比農民強不了太多，有些就是附近村裏招來的，所以夥食好不了。說白了，肉菜沒人買，吃飯的都缺錢，食堂老來素的，天天白菜蘿卜，豆腐就算上等菜。我們學生裏有不缺錢的，可那食堂也不做肉菜。讓你們吃肉，別人聞味，那不是成心折磨人麼？不久發現附近村裏有個小賣鋪，居然有香腸熟肉。我們幾個趕緊跑去，一人來上兩毛三毛的肉或腸，走出小鋪還沒十步呢，就全進嘴了。隻好又轉身回去，再買一毛錢糖慢慢吃。很快，這一百多學生都知道了小賣鋪的秘密，於是香腸熟肉經常脫銷。我們滿懷希望，含著口水趕到小鋪，卻發現裝肉的盤子早就空了，那種失望難以形容。有一次我發現有鬆花蛋，趕緊來了一個，這玩意兒也行，雖然比不上肉。沒想到吃在嘴裏又苦又澀，跟在家吃的大不一樣，不就缺點醬油麼。
我們男生六七十人全住在一個大屋裏，上下兩層的大通鋪，倒也不算擠。老師住小屋，不和我們摻和。於是這邊放開了鬧騰，誰一高興就立刻連唱帶叫，或敲臉盆敲飯盒，比誰的聲大，每次聲最大的準是在敲別人的臉盆。那幾個“壞孩子”一向就愛欺負人，很快就玩起他們心愛的遊戲：抽嘴巴。夜裏起來上廁所，回來上床之前先給呼呼大睡的，一般是靠門口的那幾個，每人抽個嘴巴，然後緊跑幾步上床鑽被窩。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都睡得特死，挨抽的常常不知不覺，或翻個身接著睡，於是抽人的又想知道需要使多大勁才能把人抽醒。掄圓了抽大嘴巴這種機會不多，一天夜裏我聽到了，非常脆，很大的一聲“啪”！然後是嗵嗵的腳步、哧哧的竊笑和鑽被窩的聲音。接著是一聲大喊：“操你媽！是誰？！誰他媽打的？！”
沒人回答，然後一聲接一聲地問，滿腔悲憤。事態嚴重到老師不得不幹預。在全體集合出工之前，老師問是誰夜裏打人，還讓兩位受害者站到前邊，每人的臉上都有紅紅的手印，雙眼也布滿了血絲，淒慘又陰沉。但所有沒挨過抽的都看著那大紅手印忍不住想笑。我們幾個屬於蔫孩子的，包括龍建和寶全，還比較安全，因為都睡在上鋪。我們既沒挨抽也不敢抽人。我們隻玩了一招，叫“衛生口罩”，也是夜裏，從地上摸起鞋來扣在熟睡的人的嘴上。對象是有選擇的，不敢挑“壞孩子”。龍建發現效果不好，別管夜裏扣得多嚴，到早上“口罩”已經掉一邊去了。於是寶全做了改進，除了正麵扣在嘴上一隻，還要一左一右再擺上兩隻備用的。別管那腦袋轉到哪邊，都有“口罩”伺候。
苗圃對我們不錯，每兩個星期給我們放兩天假，還用卡車把我們送到城裏，假完了還派車去接。那天剛從家又回到苗圃就得知出事了：階級敵人房南不老實。房南是１１１中學抓出的階級敵人之一，抓出之前是老師，一九六八年十一去天安門組字他還是帶隊的。人挺年輕，不到三十，愛美，愛穿個瘦腿褲，梳個小油頭，也挺活躍，常跟學生開開玩笑、逗逗嘴，尤其跟“壞孩子”還敢半真半假地罵兩句，擰擰胳膊，捏捏脖子之類的。工宣隊進校後猛揭階級鬥爭蓋子，他是第二批揪出來的，罪名是壞分子。他還和第一批揪出來的路香港鬼混，一起收聽敵台，因此還有特務嫌疑。我們來苗圃把他也帶上了，我們是勞動鍛煉，他是勞動改造。我們回城休息，他不許回，有兩個同學，個兒高塊兒足的，還專門留下來監視房南。星期天苗圃全休息，房南也休息，可他偷偷地溜出大門。兩位同學沒攔他，悄悄地跟著，看他要幹什麼壞事。
房南直奔村子，進了小鋪，再一出來就捧著一大包香腸，還沒吃兩片呢，就被當場抓獲。現在是人贓俱在，於是開批鬥會。房南彎腰低頭站在中央，麵前一個凳子，上麵是罪證，那包香腸，開著包。我心裏嘀咕：這他媽房南還挺闊，買那麼些，至少半斤，我一回隻買兩毛的。老師先發言，表揚兩位同學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然後批判房南，說他充分地暴露了階級本性，頑固抗拒改造，與革命師生對抗。然後老師有事走了，由我們繼續批判。好孩子們想挖出更大的罪行，嚴厲質問房南錢是哪兒來的，能買這麼多香腸。自從房南被揪出來，工資已經減了不少，他怎麼買得起這麼多香腸呢？還有人問，你吃完了香腸還打算幹什麼壞事？但問不出結果。壞孩子們則大喊“低頭認罪”。一個壞孩子上去仔細把凳子挪了挪，正好在房南的鼻子下邊，然後帶領大家猛喊：“低頭！低頭！”房南隻好低頭，但低到鼻尖距香腸十厘米左右就停了，再怎麼喊低頭他也是抬一抬低一低，就是不肯拿鼻子頂香腸。壞孩子們很失望地發現，直到批鬥會結束，房南隻流汗沒流哈拉子（口水），批鬥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