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幾位初中老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學問令人欽佩，而是因為他們在那個不正常年代裏做的“正常”事情。
一九七四年我開始上初中。那所中學“文革”前“文革”後都是省重點中學，曾有過“大花園”的美稱，想必是環境優雅、綠樹成蔭。其實不然。記得我所見到的校園隻有兩棵樹，還都是無花果樹。學校的大操場早已被教育局征用，蓋上了教師宿舍樓。政治氣候反複無常。一方麵，工宣隊進駐學校，要恢複教學秩序。學校新建了教學樓，裝上了毛玻璃黑板。我們那個年級學生特別多，一共十八個班，每班六十人左右。校方臨時從各行各業搜集抽調了許多師資。另一方麵，學黃帥、張鐵生反潮流的精神的運動方興未艾，席卷全國。誰也不敢把學生怎麼樣。社會上時興的打群架自然也波及到學校。新教學樓的玻璃不斷被打碎，待我初中畢業，毛玻璃黑板也沒剩幾塊完整的了。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開始了我的中學生活。
班主任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名年輕的語文老師，比我們年長不了多少。“文革”中高中畢業，估計也學不到什麼。畢業後留校教初中語文兼做班主任。他自己吹噓他整個高中就沒買過課本。好在那時用的都是省內統一教材，每本課本都配有相應的教師手冊。隻要不念出太多的錯別字，按教師手冊解讀課文大概不會太難。反正要求不高，能找出每篇課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可以了，況且課文大都是大白話，最深奧的也不過魯爺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毛主席的《反對黨八股》。
做班主任重要的是要能拿得住學生。《上一當》中的葛優能拿得住靠的是他和學生的友情和學生對他的信賴。我們那時不興這個，至少我們那個班、那個年級不興。師道尊嚴已被打破，拳頭大的才是哥哥。他雖個兒不高，但體魄還算健壯，據說還練過武功。班上幾個高個子調皮的主兒雖沒把他放在眼裏，但每天計謀著放學後在社會上打群架，也無暇和班主任較勁。雖不斷有小的口角，但大抵相安無事。直到有一天，親眼目睹的一幕，也讓他們咂舌不止。
那一天，校外的一個“流氓”追打我們班一名學生，一直追打到教室。班主任正好進門，見狀也追了過去。他果然是練過武功，動作敏捷，身手不凡。沒等那小子反抗，班主任已把他的右手擰到了背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提到毛玻璃黑板前，厲聲問：“為什麼要打我們班同學？”沒等那小子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也打你行不行？”說完抓起那小子的頭往黑板上一撞，隻聽嘩啦一聲，毛玻璃黑板破了，露出裏麵襯著的舊報紙。那小子哇的一聲，抱著頭跑了出去，鮮血從他的手指縫中流了出來，一直流到地上。
後來開始考大學了。班主任連考兩年未果。第一年高考，要他寫“難忘的一天”，他寫了“難忘的一年”，第二年據說他又看走了題。後來他結了婚，娶了市歌舞團的雙人舞演員。八二年他“陪演”到上海，在我宿舍裏借宿幾天。他對他的婚姻很滿意，曾有名言：“知識分子就是應該和文藝工作者相結合！”
過了幾年，聽說他不教語文了，改教政治。再後來就沒了消息。不知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在幹什麼。好像他國外有親戚，也許早就留了洋插了隊。不管在哪兒，憑他的果斷和機靈，他會有所作為的。
數學老師
對數學老師的身世我沒有太多的了解，隻知道他是從本市某工廠調來的。說他“老奸巨猾”實在是對他不恭，可當時我們確實這樣形容他。其實他也不是什麼“老奸巨猾”，頂多能算上“老謀深算”。尤其在那個環境下，他的所作所為對成年人來說不僅正常而且必要，隻是我們年少不諳世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