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蓉姐是我家的老保姆。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父親本來已經買好了一家去台灣的飛機票，可是臨上飛機的前兩天，二姐卻提早了一個多月來到了人世間。二姐還沒有滿月，解放大軍就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廣州城。幾乎與此同時，阿蓉姐也來到了我們家。
阿蓉姐出生在晚清時期廣東肇慶鄉下的一戶貧苦人家，家裏兄弟姐妹多，母親早逝，從記事起，就開始帶弟妹，幹農活。據阿蓉姐說，小時候有一次背了弟弟去放牛，放牛回來解開背帶放下弟弟，才知道弟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斷氣了。阿蓉姐說她命苦，出嫁才三個月，男人就從三樓高的建築棚上麵失足落下，正好掉在一個石灰池裏，一命嗚呼了。從此夫家說她克夫命，她不堪夫家虐待，從夫家逃出，自己一個人跑到省城來謀生，什麼艱難的活都幹過。
阿蓉姐到我家後，我們兄弟姐妹先後出世。那時父母親工作忙，無暇照管我們，是阿蓉姐含辛茹苦地把我們五個孩子帶大。阿蓉姐會唱很多民謠和山歌，我和哥哥姐姐們都是聽著阿蓉姐的山歌入睡，在阿蓉姐的懷抱裏長大的。至今仍記得阿蓉姐唱的：
“月光光，照地堂。年三十晚，食檳榔……”
“落大雨，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
“雞公仔，尾彎彎，做人媳婦實艱難……”
“拍大臂，唱山歌，人人話我無老婆；有錢娶個嬌嬌女，無錢娶個豆皮婆……”
從我記事起，阿蓉姐的樣子好像就沒有變過，永遠穿一件或黑或灰的大襟衫，一條大褲腳管的唐裝褲，一頭花白的頭發梳成一條齊腰的辮子，微駝的背，粗手大腳，一笑就咧開幾乎沒有牙齒的大嘴巴，鼻子上有一圈藍痣，眼睛不大卻很有神，滿麵的皺紋裏似乎都刻著慈祥。阿蓉姐真的很和善，從來也沒有打罵過我們，也從來沒有跟隔壁鄰舍有過不和。小時候，我們兄弟姐妹多，常常在家裏鬧得雞飛狗跳，鬼哭狼嚎。阿蓉姐買完菜回家，看到家裏亂七八糟，一片狼藉，往往是嚇唬一聲：“衰仔衰女，弄成這樣，打爛你們的屁股。”不過，我們知道阿蓉姐是不會打我們的。她最多是假裝生氣地說“你們這麼不聽話，那我走了”；或者是嚇唬我們說要告訴爸爸媽媽。這時我們都會向阿蓉姐保證以後再也不敢了，叫阿蓉姐不要走，不要把我們做的壞事告訴爸爸媽媽。
阿蓉姐還容忍和接納了我們很多異想天開、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做法。記得我上幼兒園時，有一段時間對死很恐懼，很害怕家裏有人會死去，每天去幼兒園出門前，就問：“阿蓉姐，你什麼時候死啊？”阿蓉姐會回答：“很久很久以後才死呢。”那我就放心地去幼兒園。但是有時候阿蓉姐也被我纏煩了，就沒好氣兒地說：“今天就死了。”我聽了就會大哭，不肯去幼兒園。阿蓉姐隻好再哄我說：“我不會死的，一直陪著你呢，放心去幼兒園吧。”而我會很不放心地拉著她的手，再三地說：“你一定要等我回來再死啊。”所以這事直到現在，哥姐還拿我來取笑。阿蓉姐嗬護我們，就像那母雞嗬護小雞一樣。
阿蓉姐“文革”前稱我父母為先生、太太，我們則跟著爸媽叫她阿蓉姐，“文革”開始後，我們孩子改稱她叫阿婆，她改口叫我父親作Ｚ同誌，稱母親Ｓ同誌。可是沒多久，連同誌也不能叫了，因為父親成了“反革命”，於是，阿蓉姐再稱父親為阿Ｚ，母親阿Ｓ。
史無前例的“文革”一開始，我們家就遭了厄運，父親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家被抄數次，工資也被減成隻發生活費，家裏的經濟一下子變得很困難了。原來父母給阿婆每個月工錢十五元，這時已經拿不出來。父親在牛棚裏，開批鬥大會前夕，“造反派”來動員阿婆揭發父親的反革命罪行，並許願說隻要阿婆上台批判控訴父親，就可以為她介紹工作。可是阿婆卻不開竅地說：“阿Ｚ是好人，我沒有看到他有反革命罪行。”那些人雖然惱怒，卻拿阿婆沒有辦法，因為阿婆是正宗的貧農。
隻是我們家裏再也付不起工錢給阿婆了，也為了不再連累她，母親勸她還是離開我們家，去街道謀一份差事，隻要阿婆聲明跟我們家“劃清界限”，馬上就可以做到的。隔壁鄰居郝站長家的保姆還是女主人的姨婆，她就很識時務地揭發檢舉了郝站長夫婦的種種剝削行為和反動言行，然後離開了郝站長家，成為了街道的積極分子。不過阿婆對賣主求榮的姨婆很不屑，盡管她們以前的關係很不錯。阿婆對母親說：“工錢的事，以後就不要再提了。阿Ｚ是好人，你們一家都待我很好，現在阿Ｚ有難，我不會像姨婆那樣的。孩子們如今都叫我阿婆了，我們就是一家人，我不會離開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