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被抓走時，“造反派”在我家門口貼了一張很大的大字報，所以附近的人都知道了我父親是階級敵人，我家成了“黑五類”。那時候我八歲，每天在上學的途中，會有些孩子對我大聲喊道：“大漢奸、狗崽子、反革命！”我很害怕，內心充滿了恐懼和羞憤，跟阿婆哭訴，不願意再上學了。阿婆摟著我安慰說：她會保護我不再受人欺負。以後的一段時間裏，阿婆每天送我上學，接我放學。有阿婆在身邊，有阿婆牽著我的手，我那顆忐忑不安的心就平靜多了。我知道，隻要阿婆在，就不用再害怕別的孩子來欺負我。那些日子裏，包括母親和哥姐，回到家裏，隻要聽見阿婆的聲音，那顆懸著的心就可以放下，可以得到安寧。阿婆成了我們的依靠，我們的主心骨。
“文革”深入進行，我家每況愈下。沒過多久，父親被強迫遣送到粵北山區的農村接受勞動改造，連生活費都沒有了。更可惡的是，父親去了以後，受到當地隊長的不斷勒索，父親每每來信求救，母親隻好從工資裏拿出相當一部分錢為父親救急解難，給阿婆的生活費少得可憐。阿婆盡管省吃儉用，可是我們一大家子七張嘴，十幾元錢如何夠用？往往是到了月中就沒錢了，阿婆就到菜市場撿些菜葉子回來。隔壁的三妹姐見我家過得實在艱難，就提議讓阿婆到她工作的賓館裏幫廚打下手，洗碗擇菜，幹半天，就可以把擇下的菜葉子拿回家，這可比從菜市場撿的黃菜葉子強多了。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分到一些賣剩的熟食。我也跟阿婆去過幾次。阿婆為了改善生活，又在天台上養了很多雞，反正撿菜葉子不用錢，隻是阿婆就辛苦許多。
接下來的幾年，哥姐相繼去了農村、農場、林場，家裏就剩我、阿婆和母親三人了。那時，母親單位每天都要搞政治學習到晚上九點半，我每天晚上走三刻鍾的路去母親單位，等她一起回家。回到家，阿婆已經把飯菜熱好，盛好飯，端上菜。阿婆坐在一旁，跟我和母親說著話，外麵雖然黑暗，屋裏卻很溫馨。再以後，連我也下鄉了，隻剩母親和阿婆相依為命。那時，我們一家八口人，被分散到六個地方，除二姐有十八元工資以外，母親必須接濟我們每個人，往事真不堪回首。
一家人隻有在春節才能得到短暫的團聚。在我們回家的日子裏，阿婆會使出渾身解數為大家改善夥食。這麼些年來，不管日子過得多麼艱難，年三十晚，阿婆總會做一道她的拿手好菜——芋頭鴨。拿一隻整鴨放在油鍋裏炸，把皮炸得焦黃鬆脆，再往鴨肚子裏塞進捆好的蔥、蒜和各種作料，芋頭放在邊上，澆上醬油，用大鍋燜上兩三個小時，做好的芋頭鴨滿屋噴香，鴨肉鮮美無比，最好吃的卻是那芋頭。可惜阿婆去世後，這芋頭鴨也失傳了。春節過後，一家人又要各奔東西了，阿婆會黯然傷神，默默地為我們準備一些可以保留較長時間的食品，諸如肉醬之類。
“文革”結束後，各方麵都在落實政策，父親也終於回到了原單位，補發了部分工資，哥姐也上調回城了，我也考上了大學，家裏恢複了歡聲笑語。父親本來好客，這下子又時時高朋滿座了。每當向朋友們介紹阿婆時，父親會拉著阿婆的手或拍著阿婆的肩頭說：“這是我們家的老功臣，我們家能有今天，阿蓉姐功不可沒。”
每當這時，阿婆會欣慰地笑著，露出嘴裏僅剩的兩三顆牙齒。十年的浩劫，也耗盡了阿婆的體力和精力，阿婆明顯地衰老了，身體大不如以前。母親想給阿婆裝一副假牙，可阿婆聽說要把現有的幾顆牙齒拔掉，連連擺手拒絕。
阿婆以前抽煙，但買的都是劣質煙絲，她最開心的是二姐回家時，帶些上等的南雄煙葉給她。阿婆會用刀把煙葉細細地切了，用個鐵盒子放好，到抽煙時，拿出一張煙紙，放一撮煙絲在上麵，斜著卷起，最後用舌頭一舔封口。卷好的煙一頭大一頭小，阿婆把小的一頭放在嘴裏，點上火，吸一口，細細地品著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