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隊在雲南，剛去時，被安排在邊疆傣族村寨中一戶貧農家暫住。他家是三代貧農，根正苗紅，兒子是副社長，管理全村的生產安排，稱得上是村裏的紅人。
兒子雖然結了婚，可按傣家風俗，仍跟父母同住一個院子，同吃一鍋飯，但在飯桌上卻是等級分明。老爺爺坐堂屋正中，四歲的長孫坐左邊，其次才是兒子和奶奶。我這個來接受“再教育”的女知青，卻被安置在老爺爺的右邊，接受女主人的服侍。盡管工作組的漢人多次交代過，知識青年是來請他們改造的，換言之，可供差使；可政治宣傳哪能敵得過古老善良的傣家人樸實與寬厚的好客心。我們語言基本不通，飯桌上的優待便是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
使我感到良心不安的是：這家的媳婦從來不能上桌跟大夥一塊兒吃飯，隻能等在廚房，吃殘湯剩飯。盡管我多次用我那半不拉熟的“傣話”強烈呼求：“大家一吸吸哦。”（“大家一齊吃嘛。”）他們的反應尤其使我失望：這家的媳婦驚慌失措地避開了我，其餘人等卻泰然地回答：“你吸，你吸，勿管她。”（“你吃，你吃，不管她。”）她也出身貧農，當時的階級地位決不亞於夫家，本該平起平坐，可傳統勢力在一個遙遠的山寨卻是占絕對優勢的，媳婦的地位幾乎為零，她們的存在隻在於創造，不在於分享。連她們也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規矩。我自分配到她家後，隻見她起早貪黑，拚命幹活，農活、家務、帶孩子……卻從來沒聽見她大聲講過一句話，直到她一語驚人的那天。
那天，傍晚收工回來，正想躺到床上舒展一下疲憊不堪的筋骨，卻聽到村裏小道上有人在鑼聲中嚷嚷著：“今晚開批鬥會，缺席的要扣工分。”我們這些城裏來的學生對批鬥會早已不感興趣，但說到要扣工分，可有些緊張。初幹農活，體力不行，本來掙的工分就少，再一扣，年底分到的糧食還夠填肚子嗎？再過幾個星期，所有的知青都要搬到知青房去獨立生活了，批鬥會是例行公事，無非跟著喊喊口號罷了。
不知怎的，那天晚上可有些陰風慘慘的，風刮得緊，天黑得早，連門口的慣常嬉鬧的兒童也不見了，四周靜得有些異樣。平時開會，我們這班子知青老拿老社長開玩笑，見麵就叫他“貧下中農當奶”。那是社長的口頭禪，傣語即：“貧下中農同誌們。”平時他隻是笑嗬嗬地回答：“我漢話趕（講）得不好。”傣族村民不識鍾表，隻看日、月來定時，卻總在會場上放一架鬧鍾，做出煞有介事的樣子，肯定是從區裏會場抄來的做法。總會有哪個搗蛋知青趁亂把鬧鍾提前轉到九點，鍾一響就起哄：“九點囉，散會嘍。”兩個鍾頭的會總是被迫在一個鍾頭後散去，老社長也隻不過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要調教這班知青，談何容易！
可那天晚上，鄰村的人都來了，整個穀場擠得滿滿的，社長身旁坐著幾個鄉裏來的幹部模樣的人，再加上他那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誰也不敢造次了。
嘰嘰呱呱一通傣話報告之後，一個被五花大綁的富農老頭被拽上台去了。一陣口號過去之後，這老頭就被幾個五大三粗的民兵吊到台側的橫梁上去了，雨點般的棍棒落在那個始終沒有機會辯護的“被告”身上，他那努力壓抑著的慘叫足以令人暈厥。一直打到他口吐白沫，幾個慌了手腳的民兵才把他扔在地上，找涼水去了。
大家都驚呆了，忽然從人群中衝出一個瘸子姑娘，撲在那彌留的生命上，號啕大哭起來，邊哭邊叫：“阿爹，阿爹……”任何一個人走近，她都用身子擋住她爹，一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悲壯表情。絕望的小兔子也有叫老虎發抖的時候，果然沒有人再敢碰她爹了。
我回頭一看，幾個婦女已經用頭巾掩麵抽泣起來，其中竟有“我家的媳婦”。那年頭，這可是犯大忌的。“沒有階級立場”，她的丈夫可能被撤職，失去鄉裏的寵信，重則會挨鬥，然而她卻當眾流下了對“階級敵人”同情的淚。
那瘸腿姑娘撲在老頭身上，死活不肯放手，在大冷天中任一桶桶的涼水把她和老頭澆個透濕，老頭命大，終於又活過來了。
次日清晨，我起得比平時早，正拿著漱口缸到側屋的廚房去漱口，叮叮當當一聲響，嚇了我一跳，抬頭一看，我愣住了，那個瘸子姑娘和“我家媳婦”站在竹門背後，“我家媳婦”正往她懷裏塞一包藥樣的東西和幾個正冒著熱氣的糯米粑粑。小瘸子帶著一副驚恐和歉疚的目光，竟嚇得抖起來了。她昨晚既然有勇氣去保護父親，當然不怕人看見，而現在她顯然是在為別人發抖了，她可能見看我從正屋出來，忙著往門後躲，慌忙中把掛在門後的鋤頭給弄倒了。我畢竟是一個外鄉人啊，那年頭，連鄰居都不敢信任，誰敢擔保一個外鄉人不會去告發她們。我一時間也嚇傻了，要退回去，又怕更嚇壞她們，要解釋呢，又不懂傣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