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春風綠了京華，也把春意帶進了三裏河國家計委大樓一間整潔明亮的辦公室裏。
滿頭銀發的袁寶華同誌精神飽滿。他高興地招呼記者坐下，自己也在一隻沙發落座，與記者促膝相談。
話題從《中國企業家》雜誌開始。他說，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中國企業家》已經創刊5周年了！刊物辦得還好，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發行數掉了一些，並不說明影響縮小了。《中國企業家》，顧名思義，就是反映中國企業家的，主要讀者也是企業家。要進一步辦好這個刊物，編輯們一定要更加關心企業家們所關心的事。比如當前大家很關心治理整頓、深化改革、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增強幹群關係這些問題，你們就應該努力多加報道。
他談到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以來，國際國內形勢都發生很大變化。國際上風雲變幻；國內日趨安定，同時也還存在很多問題。情況的變化自然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想法、看法，這就要求刊物一定要把握住企業家的思想脈搏，有針對性地去組織文章，以正麵教育為主，把宣傳工作做得更主動，更細致，更有效。
袁寶華同誌是我們黨內著名的經濟專家，建國以來擔任過經濟方麵的很多領導職務，如今年事已高，退到二線，仍然兼著國家計委顧問、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長和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的職務，繼續為人民貢獻著自己的經驗和智慧。他對經濟問題和企業問題非常熟悉，說完這番話後，就單刀直入地切入了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如何認識和評價我們的企業家。
他認為，企業工作是一項係統工程。要辦好企業，必須兩個文明建設一起抓，必須有黨政工各方麵的密切配合，要全心全意地依靠企業的廣大職工。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糾正一段時間裏發生的失誤，就否定廠長（經理）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中心地位、中心作用。企業家不是誰封的，不是主觀意誌的產物，而是改革的產物，是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客觀需要。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舊的經濟運行體製下，企業家很難出現。當時不具備這個客觀條件。正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實踐中，企業家才應運而生，脫穎而出。時勢造英雄。我們的企業家不是溫室中的花草，而是在大風大浪中拚搏、奮鬥出來的，他們都是有覺悟、有本領的企業經營者。經過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的考驗，更加證明我們的企業家隊伍是可靠的，他們的確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
袁寶華同誌接著談到了企業麵臨的困難。他說，從1988年9月開始治理整頓，一年多來已見實效，但是企業也遇到了資金緊缺、市場疲軟、停工停產等困難，受到很大的困擾。企業為克服困難，要在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上下功夫，需要進行大量的工作，企業家的擔子之重是可想而知的。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企業家們在困難麵前都能振奮精神，市場疲軟人不疲軟，他們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大力發動群眾，想方設法去改變局麵。此中甘苦，不是此中人是難以體會的。
袁寶華同誌話鋒一轉：當然，有些人出了問題，但那是極少數。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能一人有問題，就認為人人有問題。社會輿論對企業家要有個公正的、正確的評價。從企業家這方麵來說，又要有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要主動為國分憂，多做貢獻。國家和社會要理解企業家的難處，企業家也要理解國家的難處。我們的社會主義企業家，不僅在業務上要搞好經營管理，而且在政治上要成為清醒的、堅定的革命者。清醒，就是政治上不糊塗。“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堅定，就是在困難麵前不動搖，有決心和信心。
說到這裏，袁寶華同誌舉了一個最近被取消優秀企業家稱號的例子，語重心長地接著講，有的企業經營者頭腦不清醒，無非是這樣造成的：學習不夠，在成績麵前昏昏然；或是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就像毛主席批評教條主義時說過的，“言必稱希臘，死不談中國”，就是忘記了我們自己的寶貴傳統和經驗。這是十分危險的。我們實行改革開放，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借鑒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經營管理經驗，以他人之長為我所用。但是我們也決不能成為他人經驗的奴隸，而忘記了自己的國情、廠情，忘記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決不能照抄照搬資本主義的東西。還有一些同誌，存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以為企業家隻需簡單地發號施令就行了，而不是把自己當成率領千軍萬馬去衝鋒陷陣的鼓舞者和組織者。這樣的“孤家寡人”，不摔跤是不可能的。我們講群眾觀點，講貫徹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精神，是基於這樣一種清醒的估量：要把企業的發展戰略化為群眾的行動，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職工群眾；沒有職工群眾的支持，再好的發展戰略也不會成功，要克服困難也隻能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企業家是紮根在群眾之中的，他們的最大本領就應該是堅定依靠職工群眾，充分調動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一切有出息的企業家，千萬不可把自己淩駕於群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