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中國剛剛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的時候，國際上的反華勢力曾“預言”，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不會長久，共產黨不懂得經濟。
可是曆史的車輪已將這些“預言家”的“預言”輾得粉碎。
當然，這番“預言”說出了這樣一件事實：當時的中國，戰火初歇，硝煙未盡，本來就落後的經濟，已被這些“預言家”破壞殆盡。在一片廢墟上發展經濟，富國強民，所麵臨的艱難險阻與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又是不同。
值得慶幸的是，年輕的共和國有一批善於學習的經濟專家。袁寶華就是一位幾乎與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步成長起來的人物。他既是經濟專家，又出任過政府的高級官員，其個人經曆便多次與共和國經濟建設的命運緊緊相連。他擔任過物資部部長、國家經委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許多重要職務。
他出生於一個殷實的地主家庭，18歲成為北京大學的高材生，而他卻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問起這一切的緣由，他說：“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
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日本廣播協會（NHK）要製作一部“毛澤東和他的時代”的專題片，在中國訪問了一大批革命老前輩。采訪到袁寶華時，記者提了一個問題：“你當時是個青年學生，地主家庭出身，為什麼也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袁寶華答得很幹脆：“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
1916年1月的一天，袁寶華出生在河南南召縣城一個家道殷實的地主家庭。到了上學的年齡，父母把他送進“洋學堂”，同時，還請了一位私塾老先生晚上教他念“四書五經”。他在南陽小學、初中畢業後，又到開封的河南大學附屬高中學習。少年袁寶華敏而好學，除了學習各科知識外，還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接觸了各種新思想。
1934年，年方18的袁寶華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大學。
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而五四運動又是從北大開始的。“北大人”不受束縛，思想活躍，不畏強權，敢想敢做是一貫的傳統，無論在怎樣的曆史時期，這傳統一直是“北大人”的驕傲。
考入北大後，袁寶華住在西齋。每天下課後他總是直奔西齋閱報室。那裏常有同學傳閱最新的進步刊物和文章。這些激昂的文字常令青年時代的袁寶華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他和許宛樂、王永寬、郝天和等一批誌同道合的同學在西齋組織了一個“時事小組”，經常在一起談論國家大事。那時的袁寶華便立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沙灘紅樓、西齋窗前，都留下了他們縱論天下、暢談理想的身影。
1935年，袁寶華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隨後又報名參加了平津學聯組織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在河北農村這21天裏，這位出身於地主家庭的青年，第一次親眼目睹了農民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被深深地震撼了。
回到北平後，他們又組成了一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活躍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劇場校園。他們組織了“黎明歌詠團”、“讀書會”、“劇團”、“炮火壁報”等活動，向學生、群眾甚至軍警宣傳。七七事變後，“民先”隊員離開北平，分頭奔赴抗日前線和後方。
離開北大時，大家都戀戀不舍。袁寶華和劉誌誠、何兆儀等八九個同學夜遊中南海。
夜間的中南海美麗、靜謐、安詳，而遠處傳來零星的槍聲卻重重地撞在他們心上：侵略者的槍炮已打開了國門、家門。
如果草木山水有靈，一定不會忘記，那夜的中南海，有幾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展望國家、民族的命運，暢談自己的理想，低聲齊唱著“民先”隊歌：
前進，前進，向前進！
我們勇敢、活潑、堅定，大家一條心，
為了爭取民族的天明，
主張民主，反對侵略，掀起解放的戰雲！
由於上海爆發“八一三”抗戰，袁寶華沒有去成上海，回到家鄉南陽地區做黨的地下開辟工作。3年後來到革命聖地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後，袁寶華被派到東北從事革命鬥爭和開辟新解放區的工作。
1945年12月下旬，從承德到阜新的列車奔馳在廣袤無垠的大地上。瑞雪初歇，大地、樹木一片銀白，隻有這一條長長的黑龍呼嘯前行，留下滾滾黑煙，在寒冷的空氣中久久不散。
袁寶華正坐在窗前，望著車外一片銀色的世界，思緒綿綿。
東北的形勢比較複雜，日本人雖然被趕跑，可他們扶植起來的偽滿勢力還有殘餘，再加上國民黨軍隊的破壞，土匪的騷擾。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下，既要建立鞏固自己的政權，還要搞好建設、發展經濟，談何容易。他在遼吉地區做了3年縣委書記，發動群眾土改、支前，在艱苦環境中得到了鍛煉。
1949年6月，袁寶華被調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開始了他為之奮鬥40餘年的經濟工作。
袁寶華到東北工業部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恢複鞍鋼高爐生產。
如何使鞍鋼盡快地正常運轉，是恢複東北工業所要走的第一步。為了邁出這第一步，一大批幹部和老工人日夜操勞，費盡心機。
經過一個多月的奮戰，鞍鋼的高爐終於對工人俯首帖耳了。緊接著就是本溪鋼鐵公司恢複生產和豐滿發電站大壩加固。
回憶起東北工業恢複時期的情形，袁寶華認真地說：“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大批幹部，都是從地方黨群工作崗位轉到工業部門來的，如何能使思想觀念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很重要。”
為了能盡快地掌握工業知識，袁寶華從到東北工業部第一天起就開始鑽研生產技術，積累管理經驗。“那時早上起來吃了飯就去了，事情辦不完不肯離開，總是掃地的服務員一再推門，才知道已經很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曾記錄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項蘇聯援助項目。然而，當時在談判中，蘇聯專家曾對著中方的計劃連連搖頭……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可以找到這樣一段記載，1952年，以國家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就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蘇聯援助項目到莫斯科同斯大林進行談判。
1952年8月，中國大部分地區還是赤日炎炎、驕陽似火的時候，3架中國小型螺旋槳飛機向北飛經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第3天到達已是寒風凜冽的莫斯科，機上坐著的正是周恩來和他的代表團。
在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周恩來一向以思維敏捷、才識過人而著稱。但這次出訪莫斯科，他卻深深地感到自己肩負的使命非同小可。如果這次談判順利，使盡可能多的工業項目得到蘇聯的援助，那麼，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中國工業將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將使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綜合國力邁上一個新台階。然而，這又是一個龐大的援助計劃，如果談判的任何一個項目不能順利通過，都會給這方麵的建設造成一定的損失。周恩來那清臒的臉龐上，罩上了一層凝重的神情。他緊抿著嘴角，又翻開在國內討論了很長時間才擬寫的計劃，審慎的目光劃過每一個字。
周恩來先翻開的是軍工項目，這次代表團中負責軍工項目的是錢之道，這是一位化學專家，毛澤東在延安時接見過兩位專家，一位是沈鴻，另一位就是他，這是一位很有經驗的科學家。
周恩來又翻開了民用項目，這裏也有一個他熟悉的名字：袁寶華。
周恩來早在延安時就認識袁寶華。那是1944年為接待一個中外記者參觀團，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北大同學曾參加過接待工作。袁寶華就是其中的一個。
為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周恩來在幾次會議上又見到袁寶華。這位年僅36歲的東北工業部秘書長在經濟工作上很有自己一套獨到的見解，而且“敏於思，慎於行”，辦事嚴謹周密，十分穩重。所以這次與蘇聯談判，由袁寶華具體分管民用項目。
在克裏姆林宮，周恩來受到了斯大林的歡迎，作為總攬全局的關鍵人物，周恩來以政治家的才能和外交家的氣度，愉快地結束了與斯大林的會晤。首戰告捷，周恩來先回到北京，由李富春率團留在莫斯科，就每一個具體的經濟項目，與蘇聯方麵進行深入細致的談判。
但時逢蘇聯召開第十九次黨代會、政府改組，分不出精力與中國代表談判。於是代表團先後在莫斯科、烏拉爾、列寧格勒等地參觀了一些工廠。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後，才開始和蘇聯計劃委員會正式談判。
可雙方代表剛開始接觸，蘇聯專家就感覺到：中國代表團帶來的這個計劃有很多東西不夠完善。如當時中方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要興建1萬公裏鐵路。蘇聯認為不可能。在正式談判時蘇聯代表就向中方提了一連串問題。
“貴國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修1萬公裏的鐵路，請問誰能供給足夠的鋼軌？”
“供煤和給水設備能跟得上嗎？”
“機車和車輛由誰供給？這些機車車輛的維修力量夠嗎？”
袁寶華深知當時的中國是怎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家底，對方所提出的這些前提條件可以說都非常缺乏，他想了想，謹慎地說：
“這些條件我們現在還不具備，但在建設過程中會不斷完善，因此，也更需要貴國的支持援助。”
蘇方代表搖了搖頭，自言自語地嘟囔了一句，便沒有再說什麼。
袁寶華卻未將這件事等閑視之。當天晚上回到駐地，立刻抱出一大堆有關資料，開始了細致而縝密的研究。後來代表團經過商議，並向黨中央請示，決定將1萬公裏改為5000公裏。
後來回憶起這一段，袁寶華說，“現在是‘八五’計劃，可能修到8000～10000公裏，但在當時那個條件下，這個目標定得實在有點高。可見我們當時的計劃工作還很不到家。”
正因如此，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薩布洛夫向李富春建議在談判前先開座談會，實際上是向這些年輕的共和國建設者們介紹如何製定計劃。接著，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14位副主席每個人都為代表團講了一課。
袁寶華從1949年6月調到東北工業部從事經濟工作，一直是在自己的艱苦摸索中對經濟工作逐步增加了解，現在有這麼多專家的講授，自然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像一個小學生一樣，認真地聽每一堂課，記下筆記，夜晚回到駐地為了消化當天的內容，常常熬到深夜。
談判開始後，袁寶華麵對的談判對手是蘇聯國家計委分管冶金工業的副主席。這是一個認真得近乎挑剔的專家，從談判一開始，便一個個地追問有關礦山地質儲量和礦床儲存情況。
當時新中國的地質工作剛開始，國民黨留下的隻有十幾台鑽機和200多人。1950年，國家才派人到東北礦山進行勘探。雖說對於地質專業，袁寶華是行家裏手，但那時手頭資料十分缺乏。對此，袁寶華來蘇聯之前就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此行的目的就是得到國際友人的支持和援助，一切從零開始。
蘇聯方麵每提出一個問題，袁寶華便調動起自己的思維，把早已爛熟於心的有限資料、數據，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如果暫時還沒有這方麵的數據，他會將問題記下，在談判休息時間火速同國內有關部門聯係，爭取盡快給蘇聯專家一個滿意的答複。
談判桌上的袁寶華，沉著穩重，應答如流，舉手投足都透出一派大家風範，而在這背後，他從事的是超負荷的工作，度過的是一個個不眠之夜。
在討論武鋼建設項目上，遭到這位副主席的強烈反對。這個倔強的專家搖著頭對翻譯說：
“你告訴他，儲量隻有5000萬噸的大冶礦藏，不可能支持一個年產150萬噸的鋼鐵廠。”
袁寶華沉吟片刻，忽然想起曾見過一份關於海南某鐵礦的資料，他不慌不忙地把這個鐵礦的地理位置、地質儲量等數據一一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