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文學作品中常用的一種表現手法，它能給人以很廣的回旋餘地，“真正懂詩的人會把作者詩句中透露一星半點的東西拿到自己心中去發展”①。由感情因素幫助帶來的新聞報道的暗示性作用，同文學作品的這一特性盡管在理解上有相似之處，但其內容是截然不同的。它留給受眾的不是什麼縹緲的意念，而是某種意識的覺醒，一種廣泛的、合乎情理的預感。新聞報道是傳播新鮮事實或信息的，但絕不是“有聞必報”。有些新聞的“背後信息”是不能見之筆端的，或者是屬於主題以外的東西，不便寫入報道中去。同時，新聞報道主要是靠事實說話，不允許有過多的議論色彩。這就得借助感情因素的“暗示性”，去引起受眾的思考和聯想，以達到“不可言傳卻可意會”的效果。比如，前段時期，人們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極為不滿，對黨風的好轉也存在著憂慮。這時，中央和地方的新聞傳播媒介一方麵接連播發了一批嚴懲黨內高級幹部和幹部子弟以權謀私、違法亂紀的報道；一方麵著力宣傳《衝不垮的精神大壩——從遼寧抗洪搶險看黨心軍心民心》等正麵典型，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好的反響。人們從這些報道的“背後”，覺察到“共產黨動真格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有希望了。再如，１９８４年９月到１１月，《解放軍報》上連續刊登了《某師參謀長工作平庸被降職》、《幹部工作上的有識之舉》、《某軍政委勉勵蘇成春做能上能下的典型》等報道。這些報道傳播的是受眾欲知而未知（或未詳知）、且極為關注的新鮮事。它不僅讓受眾從中得知，我軍幹部製度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已經被突破這一重要信息，並且讓受眾由此及彼產生聯想和思索，進而得到我軍幹部製度上，乃至全國黨政幹部製度上將會出現一場重大改革的暗示。
這樣，受眾的新聞欲便得到了充分滿足。
三
感情共鳴點在新聞報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作為記者，應該在采寫新聞報道的整個過程中，著意尋求並巧妙運用與受眾的感情共鳴點，以使新聞報道達到最佳的境地，產生最佳的效果。
首先，記者對所報道的對象一定要有真感情。清代文學家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記者隻有深入采訪，對所報道的人物和事件有了真情實感，有了強烈的感情，寫出的新聞報道才能熱情洋溢，動人心弦，“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①，從而引起受眾的共鳴。否則，“繁采寡情，味之必厭”②，自然得不到受眾的喜好與認同。
古人雲：文貴情真。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縱觀國內外一些優秀的新聞作品，之所以有良好的社會效應，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在於“筆端儲滿了情感”。以情見長、心入情溢的通訊名篇《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的作者，在介紹經驗時說，隨著對焦裕祿了解的一步步深入，越來越強烈地產生了熱愛焦裕祿的感情，而且這種感情越來越深。夜深人靜，他們攤開稿紙，噙著熱淚寫下了焦裕祿的光輝事跡。這篇通訊是他們“用筆蘸著感情寫成的”。正由於此，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在新聞報道的字字句句之中，也流入到受眾的心田裏，激發起受眾的情感。通訊發表後，人們爭相閱讀，奔走傳告。不少人讀著讀著，便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淚水，“有些地方竟讓人讀了泣不成聲”。
其次，選擇新聞題材和確定報道角度，一定要時時處處事事想到受眾，想到受眾普遍感興趣的是什麼。受眾普遍感興趣之所在，往往便是新聞報道中的感情共鳴點的“熱點”。早在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８日，新華社編委會在向中央彙報新華社工作情況時，便把“新聞應該有普遍興趣，能引起共同注意”，列為新聞稿的基本要求的第一條。這一意見，曾經得到中央和劉少奇同誌的充分肯定。新聞應該有普遍興趣，就是指新聞報道所選取的題材和角度，應與大多數受眾有關，能引起受眾的普遍關注。
某件事實，關心的人越多，關心的程度越大，它就越具有普遍興趣。再現這件事實的新聞報道，也就越能為受眾所普遍接受，從而產生心理上的“感應”與“共鳴”。比如，有個時期，上海地區天氣反常，連降暴雨，市場上蔬菜供應奇缺，影響了市民生活。廣大市民迫切想了解天氣反常的原因何在，市場上蔬菜供應狀況何時能改善，並希望市委、市政府領導能注意這個問題，關心群眾生活，切實抓好蔬菜的生產與供應工作。這時，上海《解放日報》就這些市民普遍關注的問題，派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並從讀者的角度迅速地作了連續報道。新聞報道與市民想到一塊兒了，感情相通，報道自然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