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以新聞改革的展開、深化作依托，我國新聞寫作學的理論研究有了較長足的進步。這不僅表現在付梓的成果（學術論文、教材、專著等）累累，而且還呈現於研究方法、角度和途徑的多樣化與創新性上。其間有代表性的要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寫作學》（張惠仁著）一書。其主要特點在於突破了新聞寫作知識的一般告知，努力尋求傳統與現實、曆史與邏輯的統一，繼承與創新的結合，新聞學與邊緣學科的交融，從而使整個學科的研究麵貌煥然一新。應該說，它較之以往的新聞寫作教科書要高出一籌。然而，盡管有這些難能可貴的突破，但就總體而言，新聞寫作學科的發展還沒有達到令人十分滿意的地步。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麵的，新聞寫作學基礎理論建設的忽視或偏頗則是關鍵所在。
新聞寫作學的基礎理論，是新聞寫作學科的總體性和根本性的理論構建。它不僅對於新聞寫作的實踐活動具有指導性的理論職責，而且對於不同門類的新聞文體寫作理論的構建也具有明顯的指導作用。因此，切實加強新聞寫作學基礎理論建設，在促進新聞寫作學科的發展上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一
建設新聞寫作學的基礎理論，首先必須確定其先進的、科學的哲學基礎。
本來，在上個世紀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入把辯證法透徹到一切學科中去的曆史階段。辯證法的自覺運用，使得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隻在一個很低的層次上、很狹小的範圍內才有價值。
當時，黑格爾率先提出了“正、反、合”的辯證思維模式，在其體係中，一係列的範疇都以正、反、合的範式構成了有序層次。繼而，馬克思揚棄了這種正、反、合的有序層次中的唯心主義的實質，把它放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並在《資本論》一書中，以成套的正、反、合的有序範疇顯示了輝煌的、嚴密的宏觀係統和微觀的精致的層次。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我國一些卓有成就的學者往往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分析矛盾（正、反）、分析轉化（合）和分析條件。正是這種哲學基礎，特別是方法論的更新，使我國在短短的６０多年裏，創建了一係列現代意義上的學科。
然而，使人感到驚訝的是，２０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一些新聞寫作學研究文章和著作，卻仍然盲目地把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作為自己方法論的基礎。這突出表現在一種單維、單向的線性因果關係充斥於新聞寫作學科的基礎知識之中。比如，關於新聞作品的主題的論述，總是再三強調主題的客觀性，主題來自生活；寫出了好的新聞作品，便是由於寫作者深入了生活，否則，就是沒能深入生活。這表麵上似乎符合唯物主義哲學，但在根本上卻是機械唯物論。在新聞采寫實踐中，不同的記者同樣深入生活，麵對同一新聞事件，有的寫出了令人拍案叫絕的好報道；有的卻寫不出來，或者寫出來的也隻是“過眼煙雲”式的報道。這樣的事例還少嗎？事實上，新聞寫作是一項複雜的精神勞動。新聞作品中主題的形成、深化，既不是寫作主體脫離客觀生活的純主觀想象的產物，但也不是與主體毫無關係的純客觀存在物，而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的結晶。高爾基在談到文學寫作時曾說過：“主題是從作者經驗中產生、由生活暗示給他的一種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裏還未形成，當它要求用形象來體現時，它會在作者心中喚起一種欲望——賦予它一個形式。”①在這裏，高爾基不光指出了主題與寫作客體，即客觀現實生活的關係；更強調了主題與寫作主體，主要是寫作主體的思維活動的關係，即強調了對主題的表現是寫作者思維活動的基本動因，同時也是它的主要指向。文學寫作是如此，新聞寫作何嚐不是如此？哪一篇新聞報道的誕生不經過新聞寫作者的頭腦“加工”？人腦的思維活動有它自身的規律，有它的自身的內在矛盾。按思維科學來說，思維內部的基本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亦即同與異的矛盾。對於一篇新聞報道來說，則是特殊的具體素材與超越特殊素材的人生體驗的矛盾。這就是在同樣的新聞事實麵前，不同的記者會寫出不同的新聞報道的原因。此外，新聞作品中主題的形成與深化，不僅是個思維活動問題，還有個表達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題又是一個明晰的起點和終點意識，是思路的一貫與變幻問題，是素材與素材、素材與思緒之間的承接和引申的問題，是思維與素材的單純和豐富問題，是思維的遞進與素材的多方位問題等等。遺憾的是我們的新聞寫作學不去研究思維與表達的內部結構，卻反反複複地說明思維與原料的關係，便未免本末倒置了。這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自覺地、一貫地把客觀（正）與主觀（反），以及新聞作品（合）作為分析的中心，從而也就難以形成現代科學意義的主題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