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村莊衰微讓我在迷茫中感知城市的力量，我試圖抓住村莊衰微的胳膊搖動，讓村莊喊出聲音揮舞力量。我的努力徒勞無功，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或者仍在發生，而我卻沒有力量逆轉，我的心智跟著村莊一起衰微。我明白，當村莊不能留人的時候，村莊就注定走向衰微，但我從心眼裏不肯相信村莊衰微是曆史的必然。假若這種必然真的存在，那麼什麼時候又是村莊滅絕之時呢？
我們的版圖是傾斜的，城市和鄉村已經不能同在一個蹺蹺板上遊戲，城市的重量足以讓農村飄起。財富的記憶被很多人忘卻，就像把兒子養大了的母親坐在老屋的門檻上翹望。村莊真的老了，老在國家強盛的時候，老了的村莊門牙都掉了，說話都漏風。其實，衰微的村莊版圖又何嚐不是傾斜的？村莊資源向著財富流動，人口朝著貧弱沉降，而政治則在多極的迷茫中晃蕩，村莊急劇的變遷讓人聞到不祥的氣息。
村莊物質形態的失衡始於建築，在老村外擴的過程中，所謂的策劃在某一個清晨就完成了。沒有測繪沒有勘探沒有設計更沒有奠基這樣鄭重的儀式，房屋的基腳就在村莊土地上任意一個地方下料，地圈梁澆鑄的過程集體意誌似乎還沒有覺醒，而個人意誌則任意而為。我的土地我做主，與旁人何幹？與集體何幹？當這種思維形成定勢之後，村莊或許還沒有意識到前途已經被塗上灰暗的顏色。
曾家園村老村地處的位置十分優越，村前有溪流和田野，村後有清澈的池塘，村莊裏老樹很多，濃陰掩沒了村莊的房屋。從村莊的後麵走過，瀲灩的水波倒映村莊的倩影，村莊像是在一條流動的水上。繞到村莊前麵，村莊有如水上行進的船舶，虎虎生氣彰顯古老村落的魅力。然而村莊的變遷讓人始料不及，不長的幾年內，村莊對麵的山岡上就建起來橫七豎八一大堆房子，像是孩子們玩膩了撒落地上的積木。人們從老村搬過去，住房增加了麵積，房屋增加了院場，但是那個像是航行中的大船的老村卻永遠地泊在了廢棄的碼頭。新的村莊找不到審美的視點，失去文化的焦點，缺乏內力的生成點。一個找不到重心的村莊還能夠平衡嗎？古老村莊的涅槃沒有誕生一個新的更有生氣的村莊，村莊的傾覆已在不言之中。
村莊物質的形態的失衡是否存在製度上的某些必然呢？在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農村的體製和製度多變，但是集體所有製形式在確立合作化道路之後從來沒有變。作為農村的根本經濟製度，集體所有製形式始終烙印在農村社會主義的大旗上。然而，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還有沒有集體了呢？如果有，那麼集體作為經濟主體又體現在哪裏？農村土地原本是集體的，可是當經營權和所有權權屬混淆之後，在很多地方農村已經沒有了集體什麼事。宅基地原本也是集體的，作為集體所有的一種福利性質的物項，其處分權應該始終在集體掌控之下，但非常不幸的是，集體的主體地位同樣被肢解。水不能分也無法分，所以還是集體的，但也承包給了個人養殖，集體得到些許租金，而個體卻無視水的綜合效能，貪婪地把水產養殖效益最大化。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留給集體的遺產無一例外不被處置，集體空殼，淪為純粹的意識形態上的概念，而作為物質的意義已經消亡。
集體被個體肢解，在村莊內部沒有掀起驚濤駭浪，但是在村莊局部卻靜悄悄地發生著一次次革命，而每一次革的都還是集體的命。被革了命的村莊集體資源不可逆轉地被強勢集中，村莊在物質的占有上永遠地失去平衡。不流血的革命沒有給村莊人口造成傷害，也沒有給村莊留下太多的記憶，卻在村莊的心靈上抹上陰霾。
在曾家園村村莊範式變遷的時候，村莊資源悄然變局。1990年代，種田農民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土地在人們心中持續貶值。這時候水電站蓄水在即，移民需要大量外遷，屬於安置地的曾家園村表現出了很高的覺悟，兩三百塊錢一畝的地就交給了移民耕種，集體在其中行使了簽字的權力，而拿出承包地的農民則直接收了錢。這個事實到後來演變成了傳統，小城鎮建設征用土地，同樣也是征誰的地誰得錢，集體經濟組織名存實亡。到了我的任上，這種狀況已經積重難返。我曾經試圖改變這種狀況，有人卻對我說，你能把過去十幾年的事都捋平了嗎？如果不能，豈不是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嗎？分田到戶經過30年的演進，過去按人均分配的土地現在已經物是人非，村莊裏有地的人家超過十多畝，沒地的人家一分都沒有。同一個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差別如此之大，不能不讓人擔心。
村莊土地的非正常流動雖然減少了村莊人口，但減少的卻是村莊有勞動創造力的人口，這是村莊的精英，而沒有勞動創造力的人口卻仍然滯留在村莊，這其中也包括失去了土地的人口。這一事實不是學界某些精英希望看到的，他們可以天真地憧憬，隻要土地被流轉了，村莊的人口就會隨之轉出，但是村莊的人們沒有能力追隨精英們的宏願。這是村莊的痛處，也是社會的可怕之處。如果村莊不能從紛亂秩序中突圍，那麼村莊注定要被傾覆。但是，村莊的人口不會也不可能傾覆，傾覆的是村莊的精神和發展的信心。這時候誰來撫慰村莊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