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鈴女士編著的《河西教育史》即將出版，她的父親丁耀光先生囑我為該書寫序。雖然我斷斷續續從事河西曆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已經二十年了，也曾主編過河西學院校史和河西學院教師在河西曆史與文化研究方麵的文集。但迄今為止，自己並沒有幾篇像樣的研究論文，更不會想到要為別人的著作寫序！大凡為人寫序者，基本上都是學界名流、師長前輩或是單位領導。總之，都是有一定地位或名望者。而我一向默默無聞，既不是領導，更談不上名人。我與作者之間隻是普通的同事關係，甚至在年齡上也相差無幾。可以說，上述各項“作序要件”我都不具備。但是，丁耀光先生是我的老領導，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他對工作的認真和執著，令人欽佩。我深知，他一旦做出決定，作為晚輩的我是很難改變的。而在作序這件事上，他的態度竟是如此堅決，以致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可以推辭的餘地。在先生的一再堅持和鼓勵下，我也隻有“從命”了。“恭敬不如從命”，其此之謂乎！
河西自然環境非常優越，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曆史上就是重要的農牧業基地和軍事戰略要區。這裏地處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民族融合中心，中西方經貿往來和民族文化交流都非常頻繁，曆來是曆史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研究普遍關注的熱點地區。至於敦煌學、西夏學、簡牘學等國際性顯學和“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等，則更是離不開河西走廊。因此，對於河西的研究，早已超出了其自身的地域範圍，不僅是地方曆史文化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對象，而且也是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多學科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地區之一。對於研究者而言，固然有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參考借鑒。但是，要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又是很困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河西的研究，一開始就是高起點和高難度的。
另一方麵，學術界對河西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方麵還相當薄弱。許多從事河西曆史文化研究的學者都盛讚河西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直到今天仍然是隴上豐饒富庶之區。但是，對於不同曆史時期河西的教育發展狀況，又大多語焉不詳。除了各地方誌（教育誌）外，專門係統地研究梳理河西教育史的著作幾乎不見。丁鈴選擇學術界研究相對比較薄弱的“河西教育史”為研究對象，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姑且不論其研究水準如何，僅就選題而言，就是值得肯定的。
盡可能全麵地占有材料，是曆史研究的基礎。作者從事河西教育史的研究，注重吸收借鑒學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在材料取舍方麵，也有所側重。特別是較多地運用“教育年鑒”，以獲取各類權威的統計數據和其他信息，比一般的報告或新聞報道材料，更加準確、可信。這與曆史研究中，選擇同類文獻材料的權威版本，是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