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元代的河西教育
一、學校設置較普遍，數量較多
元朝是以蒙古族為主體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1206年，鐵木真建國，1227年，蒙古滅西夏，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窩闊台滅金，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1279年滅南宋，完成了統一大業。元朝統治者為了鞏固新建政權，增強國力，有效地轄製廣大疆域內的各民族，特別是具有先進封建文化傳統的漢民族，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進程，學習先進的治國之道，學習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加強國內各方麵的聯係，采取了一係列推行“漢化”教育的文教政策，尊孔崇儒，興學設教，重才養士，促進民族大融合與中外文化交流，調動了社會辦學和求學的積極性，促進了教育的大發展。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分置甘肅行省，統轄河西及寧夏等地，省會設在甘州（今張掖）。
元代統治者對地方官學頗為重視，先後頒行了一係列教育措施，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教育體係。元始祖中統二年（1261年）八月頒布詔令：“諸路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才，今擬選博學洽聞之士以教之，凡諸生進修者，仍選高業儒生教授，嚴加教誨，務實成才，以備他日選擢之用。”至元六年（1269年）設提舉學校及教授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三月，命各路各縣學內設小學，選請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從父兄者聽便。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日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日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元朝頒布的一係列行政法令，對推行“漢化”、崇儒敦教、重視地方教育起到了推動作用。王坼《續文獻通考·學校考》記載：按《元世祖紀》大司農司所上諸路學校之數，至元二十三年，二萬一百六十所；二十五年，．二萬四千四百餘所；二十八年，二萬一千三百所。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地方學校設置的普遍化。
二、學校的管理及教育內容
元代地方行政分路、府、州、縣四級，各級官府均設置官學，教授《四書》、《五經》，其教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朱熹的注疏。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五月，在甘肅行省治所甘州（今張掖）置甘肅儒學提舉司（從五品），管理所屬路、府、州、縣學校。路學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府學及上中州學各設教授一員，下州學設學正一員，縣學設教諭一員。當時各地方官學學習的內容，除《詩》、《書》、《禮》、《易》、《春秋》外，必須先修《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從此《四書》、《五經》並列，同為各級官學必習教材。元滅西夏，西涼府改州，設州學，有教師2人，其中學正1人，教諭1人，授業學生30人，收錄蒙漢子弟就學。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甘州城東北隅“立尚書行省學廟”（學與廟合，辦學兼祀孔）。社學初建於元代。社是鄉村組織，元代五十家為社，每社置學校一所。河西社學，由於災情不斷，農民生活艱苦，四處流浪，故時興時廢，名存實亡。
第二節明代的河西教育
一、儒學建立較早
明朝建立以後，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學校的教化作用。他把教育看作是“王政之本”，一再強調“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諭中書省臣：“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宣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複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①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置陝西行都司於甘肅鎮（今張掖），統轄黃河以西和青海、西寧、樂都等一鎮、四道、十二衛、三所之官兵人民。洪武二十八年（1396年）改儒學提舉司為陝西行都司學，這時設於甘州城東北角的元代尚書行省學廟遭兵燹，隻得改設於城東南隅（原孔廟）。
明代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統名為儒學，同時又有都司儒學，行都司儒學，衛儒學，以教武官子弟。府學一般設教授一人，訓導4人；州學設學正1人，訓導3人；縣學設教諭1人，訓導2人，掌教誨所屬生員。儒學生徒生員也有所規定，洪武時規定：府學生員額40人，州學30人，縣學20人。宣德年間（1426—1435年）廣增學額。成化年間（1465—1487年間）對衛學生員也有規定：四衛以上軍生80人，三衛以上軍生60人，二衛、一衛軍生40人。地方儒學的教學內容也有所規定。洪武二年（1369年）規定，府學、州學、縣學諸生專治一經，以禮、樂、射、書、數設科分教。洪武三年五月又頒布了射箭的禮儀於地方學校，規定諸生於每月初一、十五兩天在公廨或閑地練習。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又重新規定了儒學的教學內容，改變了設科分教的做法，而規定生員要同時學習禮、射、書、數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