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領域首當其衝是重災區，教育事業所遭受到的破壞，在教育史上是罕見的。認真總結這個時期教育事業倒退的慘痛教訓，引以為戒，以防止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情況，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節“停課鬧革命”
一、開展“四大”，衝擊教學秩序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的“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5月16日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極其錯誤地估計了當時國內形勢，認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都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都是“黑線統治”，斷言我國當時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錯誤地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對象及方針，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其任務是“徹底揭露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這就把黨的大批幹部和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錯誤地當作“革命對象”。
“五·一六通知”的傳達貫徹，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揭發宋碩（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佩雲（當時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的所謂“反對黨中央”、“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陰謀，叫喊“要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張大字報開了利用“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進行政治陷害的先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汙蔑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北京大學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公然號召群眾起來徹底摧毀“黑幫、黑組織、黑紀律”。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和北京新市委關於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
在這些輿論煽動下各地的學生紛紛起來“造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國運動哄然而起，很快地席卷全國。波及河西地區。河西地區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紛紛起來“造反”，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上街遊行，“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幅標語和揭露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貼滿了校園的公共場所，掀起了批鬥學校主要領導和部分教師的浪潮。6月4日，張掖地委召開千人大會批鬥了張掖中學的黨支部書記，6月12日，張掖師範學校召開全校大會批鬥校長。河西其他各地批鬥學校領導和教師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致使學校領導陷入癱瘓狀態，部分教師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遭到迫害。在“四大”衝擊下，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相繼被迫停課。
6月下旬，河西各地委根據中央和省委精神先後向直屬學校和部分中等學校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組”，支持和領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工作組把所謂有“右傾”思想、“對文化大革命領導不力”的領導幹部以及有曆史問題的教職員作為運動的對象，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黑幫分子”、“牛鬼蛇神”等罪名進行批鬥和迫害。工作組根據中央精神，提出“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要搞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要求，使運動控製在一定範圍，一度穩定了學校的混亂局麵。
1966年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展開。在全會期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公布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稱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同時還指出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迅速鎮壓下去”，並指出“工作組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要“統統驅逐之”。此後，河西各地學校，紛紛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路線”，驅趕工作組。8月上旬，工作組陸續撤出學校。各校又在“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主持下，批評工作組方向、路線錯誤。工作組的進出為校內“山頭”的出現和群眾鬥群眾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