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電視文藝對人的價值觀念、文化心理、審美取向的影響。對電視文藝的關注，也是對當代人的精神生態的密切關注。王先霈在《推動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良性互動》一文中強調了精神生態的觀點，認為生態學還是要以人為出發點。建設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思考的重點要放在推動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良性互動，要放在推動國民健康的生態觀和有利於生態環境改善的消費觀、人生觀的建設上麵。生態文藝學所關注的不止是人與物質環境的關係，還要關注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關係。[王先霈《推動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良性互動》，載《中華讀書網》2003年3月5日。王英琦在《生態之“魂”》中也有類似看法：“一切生態危機及生態汙染，都源於人的心態汙染，沒有人性與精神的汙染，就不會有環境和生態的汙染。……人的精神生態是生態學中的重中之重。隻有安頓好人的精神，找到人性的本質，使人回歸到人之初的純良自然狀態，人才是真正的人，生態才能恢複到原初的生態。……21世紀是信息化和數字化的世紀，也是人性有可能完全異化成機器人、電子人、數字人的世紀。提倡人的精神生態和人性生態，目的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杜絕人的非人化、人的物化。”載2004年2月23日《江淮晨報》。]正如電影興起之初，“電影院是市民們引以為榮的城市紀念碑，是培養高尚興趣、演奏優美音樂的文化館”一樣，電視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成了另外一個自我，構成了我們主要的精神空間。我們大多數閑暇的時間不再是與朋友的聚會交流，而是在電視機前度過。雖然網絡的發展促使了新媒體文化以另外一番麵目出現，但是從受眾麵來看，當今媒體發展中電視仍然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
其次，電視文藝對於社會生態的影響非常顯著。電視文藝既是社會的一麵鏡子，反映著時代的變遷；同時電視文藝的趣味引導和價值判斷標準，也會對社會倫理、道德風尚、消費觀念等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進入一個大變革的轉型期：一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深刻的經濟體製革命，正在產生重大的連鎖影響，引起了中國社會一係列重要的變遷。傳統的道德規範受到了強烈衝擊，而新的道德規範尚未建立起來，電視在這一階段的迅速成長，對於社會生態的變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比如，電視製造了與傳統觀念完全不同的各種“明星”，讓人們不但對這些明星趨之若鶩，而且競相效仿，並引發了全民選秀的浩大聲勢。比如2005年超級火爆的“超級女聲”現象，雖然我們聽到來自各種不同聲音的褒貶，但不管從學生還是家長的角度，都應該看作是電視這幾十年對於明星的觀念在大眾身上引發的強烈折射，是喜是憂值得深思。再如電視對於“消費”生活的觀念的引導：電視廣告中關於“時尚”、“品牌”觀念的滲透，“豪華風”電視劇襲來的“別墅”、“名車”、“高級娛樂場所”的誘惑，即使最偏遠的鄉村，也知道“腦白金”、“娃哈哈”，電視讓數億偏遠、鄉村、小城市生活的人構築了大都市豪華生活的夢想，引發無數青壯年拖兒帶女，走出鄉村離開土地，如蘆葦般被連根拔起，投入到了城市淘金熱中。於是有了“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姐姐妹妹闖北京”。充分認識電視文藝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對於我們重建節約型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有重大意義。
再次，電視文藝具有著對文化生態重構的力量。電視改變了我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原本處於中心的精英文化被邊緣化，原本處於弱勢的大眾文化的隆重登場，知識分子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被改變，編輯、記者、主持人、明星以及一些“媒介常客”（布爾迪厄語）成了文化的代言人。無權威、無中心，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文化時代，文化與文明被電視台零打碎敲加以出售。電視創造了很多新的文化景觀，如春節聯歡晚會成了“新民俗”，“同一首歌”構建了新的音樂廣場，韓劇的熱播引發了大規模的“韓流”，頻道與節目資源的競爭帶來的“克隆”節目泛濫，對收視率過分依賴導致娛樂節目幾乎“娛樂致死”（波茲曼語）等等，這些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都是當代文化傳播中的熱點與焦點問題。同時值得我們深思與關注的還有在全球化傳播的語境下中國文化傳播策略問題，東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國的文化形象問題等等，電視文藝必須將自己的發展與這一係列錯綜複雜的文化問題緊密聯係，才能真正促進當前文化生態的優化與和諧。